自强，农民“洗脚”进城闯天地
本报记者 李啸
“七山一水二分田”的浙江，3300多万农村人口，人均耕地半亩多。.农村要富，富从何来？勤劳智慧的浙江农民作出了明智的抉择。“破茧而出”，浙江农民用科学实践交出了漂亮的答卷。改革开放以来，他们渐渐地从“面朝黄土背朝天”中解脱出来，在计划经济的夹缝中率先“洗脚”上岸，告别稼穑，走上了改变命运的征程。
剖析刚刚过去的2009年的农民收入，我们不难发现，支撑起浙江农民收入半壁江山的竟来自非农收入。这一年，全省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相加，人均达到8983元，占全部纯收入的89.8%，其中工资性收入增长明显加快，呈现了10.2%的增幅。
就业篇：
冬天里透露出春的希望
2009年的春节，对于吴迎春来说，过的并不开心。春节前夕，35岁的他在宁波打工失业了，带着惆怅，吴迎春回到了老家衢州。
据衢州人事劳动部门当时的调查，这年春节前，有12.7万在外务工的衢州农民工返回家乡。到3月底，外出就业的仅为8.4万人。
不过，同吴迎春一样，虽然心里头迷茫，但大多数人都想再回到城里去工作。
但岗位在哪里呢？2月7日，吴迎春参加了衢州春季劳务交流大会。虽没有直接找到工作，但他在那里“嗅”到了春的气息——会场内一条免费为返乡农民工提供技能培训的横幅，引起了他的关注。
几天后，吴迎春进入了浙西化工技校开办的“富士特班”学习，这是一个以企业名称冠名的订单式农民工培训班。在3个月的培训期，吴迎春不仅可获得每月800元的生活补贴，还可在期满考试合格后，直接到衢州富士特化学有限公司工作。
如今，吴迎春的月薪近3000元，这是他以前打工收入的3倍多。在浙江劳务输出大市——衢州市，像吴迎春这样通过农民培训而改变命运的故事不胜枚举。
据衢州市农办农民素质培训中心主任任浩介绍，2009年，衢州市专门安排18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返乡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当年全市累计培训农民10.08万人次，“其中接受30天以上培训的农民就有2.53万人，培训后的就业率和获证人员的转移就业率均超过了86%。”“在培训过程中，我们始终把企业的需求和农民的意愿摆在第一位。”浙西化工技校培训处处长毛湘说。去年，浙西化工技校针对衢州高新园区内的企业实际用工需要，组织开设了6个订单式冠名培训班，培养了近300名紧缺工人，实现了与企业的无缝对接。
尽管培训费用由政府全部埋单，但有关部门仍想法设法为农民降低培训成本，除了在各乡镇都设置培训点外，衢州市的一些培训学校还实行了错时教学法，“送教到村”，“夜间开课”，让农民自主选择学习时间，方便了广大农民的“充电”。
柯城区华墅乡农民叶小青在衢州中专经电工培训后，取得了中级职业技能证书。去年9月，在学校的推荐下，他作为劳务输出人才赴刚果（金）工作，年薪高达15万元人民币。依托职校就业网络，在衢州，绝大多数经过培训后的农民工马上就能实现就业。
组织培训一批，推荐就业一批，引导创业一批，农民素质培训给身处金融危机寒冬中的浙江农民带去了增收的“春之声”。在浙江广袤的田野里，越来越多的新型农民正走出田畈，重返就业大门。
统计显示，2009年，浙江农村居民在各类企事业单位从业或从事其他各种劳务活动获得的工资性收入，人均达5195元，比前一年同期增长10.2%，这一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农民素质培训所带来的引擎拉动作用。
创业篇：
一个充满内生动力的增收机制
1999年7月，嵊泗县五龙乡田岙村渔民用改装后的5艘流网船，接待24名上海游客登船出海，亲身体验渔民的海上生活。此后，这一事件被认为是舟山休闲观光渔业的始创。
经过舟山渔民10年的实践与探索，这里的休闲观光渔业已经初具规模，以“渔家乐”为载体的海上休闲渔业得到了国内游客及外宾的青睐，并带动了以旅游业为龙头的海岛第三产业的发展。
2009年年初的调查显示，浙江已拥有各类休闲观光农业产业区点1463个，从业人员6.05万人。起源于传统农业的休闲农业，将产业链不断拉长，促进了农业的一、二、三产与旅游业的互生互化，更造福了坐地生财的浙江农民。
“用一句话概括，浙江农民富，是因为浙江农民创富。”被誉为“超级农民”的浙江著名“三农”问题专家顾益康曾对浙江农村之富作过如此概括。
在顾益康看来，浙江农民致富的主要原因可归结为“三化”——以发展乡镇企业为主要特色的农村工业化、以发展小城镇为主要特色的城镇化、以发展专业市场为主要特色的市场化。
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浪潮，造就了浙江“百万农民创业、千万农民就业”的创富神话。有资料表明，浙江平均25人中就有一个老板，他们当中许多是农民身份。
1969年，钱塘江畔一个叫鲁冠球的农民和4个老乡凑了4000元钱，办起了一个铁匠铺。40年来，曾是裤管沾着泥巴、手中抡着大锤的乡村打铁匠，昂首从乡间走向世界，打造出全球同行业首屈一指的民族产业集团——万向集团。
20世纪80年代初，东海边一个叫龙港的小渔村里，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造城运动，走出了一条不依赖国家投资、主要靠农民自身力量建设现代化城镇的新路子。被海内外誉为“中国农民自费造城的样板”和“中国农民第一城”龙港新城，实现了从“小渔村”向“农民城”的第一次跨越，并率先推出土地有偿使用、户籍管理、民营企业制度“三大改革”，打破了壁垒森严的城乡分隔体制，成为农民参与城市化进程的标杆。
“百万农民创业，千万农民就业”，创造了许多浙江奇迹。诸暨市山下湖镇如今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珍珠产地，珍珠产量占世界70%；嵊州市领带年产量超过3亿条，占全球总量的1/3；桐庐分水镇年产笔60亿支，全世界人均一支……
潮起潮落，“泥腿子”中催生出大批纵横全球市场的“农民企业家”和千万“农民蓝领”，他们书写了一个又一个鲁冠球式的传奇；穷乡僻壤的小山村里，高楼大厦和厂房拔地而起，成千上万的农民放下锄头，走进车间。
从“洗脚”上岸到进城务工、创业，浙江农民走过了艰辛而又孕育希望的历程。这支寻梦队伍在执着追求自身文明富裕的同时，也推动着城市和乡村的巨变。
如今，浙江已有70%以上的农民转移到二三产业。
这，就是浙江农民富甲天下的奥秘所在——“多数农民不稼穑”，他们走南闯北，进城入市，务工经商，形成了一个个充满内生动力的增收机制。
大批农民离开田地，缓解了浙江农村人口和农业资源的矛盾，提高了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使浙江在总体上形成了“不种地富、种地不穷”的良好局面。
更值得骄傲的，浙江农民在创富的同时，改变了自己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大踏步地向农村现代化迈进。
来料加工，让农村妇女在家门口上班。（资料图片）
象山县墙头镇墙头村的妇女在学习厨艺
浙江农民在创富的同时，也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破解
浙江农民收入万元密码（三）
“七山一水二分田”的浙江，3300多万农村人口，人均耕地半亩多。.农村要富，富从何来？勤劳智慧的浙江农民作出了明智的抉择。“破茧而出”，浙江农民用科学实践交出了漂亮的答卷。改革开放以来，他们渐渐地从“面朝黄土背朝天”中解脱出来，在计划经济的夹缝中率先“洗脚”上岸，告别稼穑，走上了改变命运的征程。
剖析刚刚过去的2009年的农民收入，我们不难发现，支撑起浙江农民收入半壁江山的竟来自非农收入。这一年，全省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相加，人均达到8983元，占全部纯收入的89.8%，其中工资性收入增长明显加快，呈现了10.2%的增幅。
就业篇：
冬天里透露出春的希望
2009年的春节，对于吴迎春来说，过的并不开心。春节前夕，35岁的他在宁波打工失业了，带着惆怅，吴迎春回到了老家衢州。
据衢州人事劳动部门当时的调查，这年春节前，有12.7万在外务工的衢州农民工返回家乡。到3月底，外出就业的仅为8.4万人。
不过，同吴迎春一样，虽然心里头迷茫，但大多数人都想再回到城里去工作。
但岗位在哪里呢？2月7日，吴迎春参加了衢州春季劳务交流大会。虽没有直接找到工作，但他在那里“嗅”到了春的气息——会场内一条免费为返乡农民工提供技能培训的横幅，引起了他的关注。
几天后，吴迎春进入了浙西化工技校开办的“富士特班”学习，这是一个以企业名称冠名的订单式农民工培训班。在3个月的培训期，吴迎春不仅可获得每月800元的生活补贴，还可在期满考试合格后，直接到衢州富士特化学有限公司工作。
如今，吴迎春的月薪近3000元，这是他以前打工收入的3倍多。在浙江劳务输出大市——衢州市，像吴迎春这样通过农民培训而改变命运的故事不胜枚举。
据衢州市农办农民素质培训中心主任任浩介绍，2009年，衢州市专门安排18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返乡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当年全市累计培训农民10.08万人次，“其中接受30天以上培训的农民就有2.53万人，培训后的就业率和获证人员的转移就业率均超过了86%。”“在培训过程中，我们始终把企业的需求和农民的意愿摆在第一位。”浙西化工技校培训处处长毛湘说。去年，浙西化工技校针对衢州高新园区内的企业实际用工需要，组织开设了6个订单式冠名培训班，培养了近300名紧缺工人，实现了与企业的无缝对接。
尽管培训费用由政府全部埋单，但有关部门仍想法设法为农民降低培训成本，除了在各乡镇都设置培训点外，衢州市的一些培训学校还实行了错时教学法，“送教到村”，“夜间开课”，让农民自主选择学习时间，方便了广大农民的“充电”。
柯城区华墅乡农民叶小青在衢州中专经电工培训后，取得了中级职业技能证书。去年9月，在学校的推荐下，他作为劳务输出人才赴刚果（金）工作，年薪高达15万元人民币。依托职校就业网络，在衢州，绝大多数经过培训后的农民工马上就能实现就业。
组织培训一批，推荐就业一批，引导创业一批，农民素质培训给身处金融危机寒冬中的浙江农民带去了增收的“春之声”。在浙江广袤的田野里，越来越多的新型农民正走出田畈，重返就业大门。
统计显示，2009年，浙江农村居民在各类企事业单位从业或从事其他各种劳务活动获得的工资性收入，人均达5195元，比前一年同期增长10.2%，这一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农民素质培训所带来的引擎拉动作用。
创业篇：
一个充满内生动力的增收机制
1999年7月，嵊泗县五龙乡田岙村渔民用改装后的5艘流网船，接待24名上海游客登船出海，亲身体验渔民的海上生活。此后，这一事件被认为是舟山休闲观光渔业的始创。
经过舟山渔民10年的实践与探索，这里的休闲观光渔业已经初具规模，以“渔家乐”为载体的海上休闲渔业得到了国内游客及外宾的青睐，并带动了以旅游业为龙头的海岛第三产业的发展。
2009年年初的调查显示，浙江已拥有各类休闲观光农业产业区点1463个，从业人员6.05万人。起源于传统农业的休闲农业，将产业链不断拉长，促进了农业的一、二、三产与旅游业的互生互化，更造福了坐地生财的浙江农民。
“用一句话概括，浙江农民富，是因为浙江农民创富。”被誉为“超级农民”的浙江著名“三农”问题专家顾益康曾对浙江农村之富作过如此概括。
在顾益康看来，浙江农民致富的主要原因可归结为“三化”——以发展乡镇企业为主要特色的农村工业化、以发展小城镇为主要特色的城镇化、以发展专业市场为主要特色的市场化。
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浪潮，造就了浙江“百万农民创业、千万农民就业”的创富神话。有资料表明，浙江平均25人中就有一个老板，他们当中许多是农民身份。
1969年，钱塘江畔一个叫鲁冠球的农民和4个老乡凑了4000元钱，办起了一个铁匠铺。40年来，曾是裤管沾着泥巴、手中抡着大锤的乡村打铁匠，昂首从乡间走向世界，打造出全球同行业首屈一指的民族产业集团——万向集团。
20世纪80年代初，东海边一个叫龙港的小渔村里，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造城运动，走出了一条不依赖国家投资、主要靠农民自身力量建设现代化城镇的新路子。被海内外誉为“中国农民自费造城的样板”和“中国农民第一城”龙港新城，实现了从“小渔村”向“农民城”的第一次跨越，并率先推出土地有偿使用、户籍管理、民营企业制度“三大改革”，打破了壁垒森严的城乡分隔体制，成为农民参与城市化进程的标杆。
“百万农民创业，千万农民就业”，创造了许多浙江奇迹。诸暨市山下湖镇如今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珍珠产地，珍珠产量占世界70%；嵊州市领带年产量超过3亿条，占全球总量的1/3；桐庐分水镇年产笔60亿支，全世界人均一支……
潮起潮落，“泥腿子”中催生出大批纵横全球市场的“农民企业家”和千万“农民蓝领”，他们书写了一个又一个鲁冠球式的传奇；穷乡僻壤的小山村里，高楼大厦和厂房拔地而起，成千上万的农民放下锄头，走进车间。
从“洗脚”上岸到进城务工、创业，浙江农民走过了艰辛而又孕育希望的历程。这支寻梦队伍在执着追求自身文明富裕的同时，也推动着城市和乡村的巨变。
如今，浙江已有70%以上的农民转移到二三产业。
这，就是浙江农民富甲天下的奥秘所在——“多数农民不稼穑”，他们走南闯北，进城入市，务工经商，形成了一个个充满内生动力的增收机制。
大批农民离开田地，缓解了浙江农村人口和农业资源的矛盾，提高了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使浙江在总体上形成了“不种地富、种地不穷”的良好局面。
更值得骄傲的，浙江农民在创富的同时，改变了自己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大踏步地向农村现代化迈进。
来料加工，让农村妇女在家门口上班。（资料图片）
象山县墙头镇墙头村的妇女在学习厨艺
浙江农民在创富的同时，也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破解
浙江农民收入万元密码（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