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用工荒”真相
据人保部调查，3月上旬我国部分地区部分行业的企业招工难问题趋于缓解，从2月23日到3月10日，浙江岗位数与求职人数之比从1.5∶1降为1.2∶1。
这对浙江众多企业来说，不啻是个好消息。但之前在各地劳务市场，企业招工者们举牌争抢应聘者的场景仍让人“心有余悸”。
浙江“用工荒”真已成“往事”了吗？这次的“用工荒”与以往有什么区别？政府、企业要怎么样从根本上破解“用工荒”？笔者对此进行了详细调查。
“用工荒”真相
在元宵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浙江省人保厅罕见地召开了一次全省视频会议，副厅长王国益语气沉重地说，从数据分析看，今年将是2003年以来用工形势最严峻的一年。
会议披露，与去年同期相比，浙江省人力资源市场节后第一周登记岗位增加了19.1%，而进场人数和登记求职人数分别减少了23.8%和27.9%，求人倍率达到3.83。
“企业招工难度加大，将成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的突出问题。”对于前景，王国益作出了并不乐观的预测。
果然，用工缺口在各地逐步放大，几天后，仅湖州用工缺口就已经达到5.3万。民营经济重地台州仅市区企业提供的岗位数就有4.5万个，而进场求职的农民工只有1.4万人，供需比为1∶3。杭州市外来劳动力市场更是创造了劳动力供需比1∶20的新纪录。
在商贸大市义乌，当地人力资源市场早在正月初五便开始服务，包括浪莎集团在内的2400多家企业开出了4.2万个用工岗位，但仍“望穿秋水”。市场外的马路上，活跃着庞大的招工人群，许多工厂老板甚至直接开着轿车到这里“抢”工人，遇到满意的，马上开车接回上班。
在供需失衡的情况下，招工企业纷纷使出各种解数试图留人。国内制伞业龙头企业浙江红叶制伞有限公司为了能够顺利招到工人，开出了公司成立以来最优惠的招工条件：老员工每介绍一个新员工就给予600元的奖励，新员工到公司就业的第一个月就能拿到600元的“适应性补助”。
一个被忽略的事实
笔者调查发现，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是，所谓新一轮“用工荒”，其实主要就是“普工荒”。
检视浙江缺工地图，不难发现，以服装工为代表的低技术含量的普工占据了主要名额，“大量招收熟练绣花工、普工”、“诚聘缝纫车工若干名”、“大量招收缝纫工，熟练工优先，不会也可以学”……义乌街头，这样的大红横幅或者醒目公告比比皆是。
最为缺乏的人员并非“技工”，而是并不需要太高技术储备的“普工”，一些大企业往往一招就是数百人，这与近年来颇为流行的结构失衡导致“技工荒”的判断大相径庭。
这一微妙的信号表明：劳动力已经从结构性短缺，逐步演变成整体性短缺，这也正是此次“用工荒”的真相。在人保部劳动科学研究所专家张丽宾看来，这种趋势早已出现，只是此前一度被金融危机扰乱，现在重新表现出来而已。
对农民工而言，所谓的“普工荒”并不是一个好消息。细究浙江产业工人工资构成，多为“最低工资+加班工资”，尽管目前最低工资已经上调，相较于工人日复一日高强度的机械劳作，其综合收入亦难有明显增长。
况且，现时的农民工已绝非当年。
新生代农民工的选择
20岁的小王来自四川阿坝，已在义乌闯荡了5年之久。他现在在义乌一家大型加工厂上班，月工资2800元，远远高于四川老家的收入水平。但他并不认可当前的这份工作，正准备跳槽。“一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有时候干到凌晨1点，下了班倒床就睡，睡醒了又上班。感觉我就是流水线上的一个零件，这样干活，挣再多的钱又有什么意思？”他说。
统计显示，在我国16岁以上的农民工中，61%的人年龄在30岁以下，即出生在1980年之后。与吃苦耐劳的父辈们截然不同，他们有着更强的自我意识、权利意识，也渴望着在更广阔的空间成就自我的价值。
面对过低的工资或日复一日的机械劳动，新生代农民工的选择就是离开，再去寻找下一个更好的机会。
他们虽出生于农村，但大多数从未接触过农活。有专家直言，新生代农民工绝不会被工资待遇所“绑架”，轻松、体面、报酬高、发展好的工作会成为他们的首选。同时，他们在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合法权益、人格尊重、子女入学、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诉求，也会日益凸显。
于是，当新生代农民工进城时，人们发现，这个群体的务工目的有了明显变化。曾经汇集了无数农民工梦想的沿海地区，已不再是他们的择业首选地。
在“4万亿”刺激计划下，大量资金投向中西部基础建设，相应地带动了中西部的就业。四川省去年7月向国务院呈交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四川省内和“三北”地区（华北、东北、西北）成为金融危机后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的首选地，而到东南沿海务工人数同比减少了19%。
在浙江省内的一些欠发达地区，多年来的“山海协作”和招商引资，使得当地的规模企业集聚增多，由此吸纳了相当一部分本地劳动力就业。一家媒体的抽样调查显示，迫于大城市的高生活成本，龙游一些典型的打工村有35%的农民，今年打算在本县就业。
倒逼产业和劳动者双升级
占全球最多人口的中国，在经济复苏时竟然遭遇了“人力不足”，这着实令人费解。
在学者们看来，这一轮“用工荒”再次昭示，低端劳动力源源不断的供给正在发生着改变，长期依赖廉价劳动力的增长模式日益脆弱。
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来，农村联产承包制的实行，加之资金及技术投入增加，农村庞大的“富余”劳动力开始了城乡之间年复一年的迁徙往返，并以低廉的人力成本支持了我国制造业的崛起。
“从理论上说，我国有8亿农民可以转移为产业工人，但是实际的情况是，这部分后备劳动力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大，劳动密集型企业对他们的吸引力越来越小，”浙江省劳动与保障研究院院长陈诗达说，“因为在中国，长期以来工人得到的东西与他们的付出尚不成比例。”
在张丽宾看来，当前这种“用工荒”，正是产业升级的步伐落后于劳动力市场形势的变化所造成的。
浙江省工商局局长郑宇民上月在与浙江民营企业家座谈时也承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用工荒”就是我们原来的产业结构、低成本需求、低工资开支和城市消费高成本需求的矛盾，他同时告诫浙江企业家，要把“转型的步子加快一些。”
事实上，在官员和学者心中，“用工荒”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算是件好事，是敦促浙江企业转型升级的契机。
“农民工文化、技能水平普遍较低，只能从事简单的重复劳动，这种普通岗位，也不太容易硬性地提高工资，也难有好的发展前景。”有专家直言，产业升级的同时，劳动力的升级是必然的。
因此，政府、企业必须把加大农民工技能培训、提高他们的素质提上日程。然而，这往往被一些企业所忽视。衢州市农办农民培训中心主任任浩说，虽然法律中明确规定了企业每年应支出的培训费用，但很多企业都做不到。
另一方面，与城市的难以融入也是许多农民工顾虑之所在。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提出，要深化户籍改革，让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
这或许意味着，在不太遥远的未来，将有更多的农民工可以在城市安居乐业，而不必再像候鸟一样，在城市与农村间来来回回。 （通讯员 李啸）
这对浙江众多企业来说，不啻是个好消息。但之前在各地劳务市场，企业招工者们举牌争抢应聘者的场景仍让人“心有余悸”。
浙江“用工荒”真已成“往事”了吗？这次的“用工荒”与以往有什么区别？政府、企业要怎么样从根本上破解“用工荒”？笔者对此进行了详细调查。
“用工荒”真相
在元宵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浙江省人保厅罕见地召开了一次全省视频会议，副厅长王国益语气沉重地说，从数据分析看，今年将是2003年以来用工形势最严峻的一年。
会议披露，与去年同期相比，浙江省人力资源市场节后第一周登记岗位增加了19.1%，而进场人数和登记求职人数分别减少了23.8%和27.9%，求人倍率达到3.83。
“企业招工难度加大，将成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的突出问题。”对于前景，王国益作出了并不乐观的预测。
果然，用工缺口在各地逐步放大，几天后，仅湖州用工缺口就已经达到5.3万。民营经济重地台州仅市区企业提供的岗位数就有4.5万个，而进场求职的农民工只有1.4万人，供需比为1∶3。杭州市外来劳动力市场更是创造了劳动力供需比1∶20的新纪录。
在商贸大市义乌，当地人力资源市场早在正月初五便开始服务，包括浪莎集团在内的2400多家企业开出了4.2万个用工岗位，但仍“望穿秋水”。市场外的马路上，活跃着庞大的招工人群，许多工厂老板甚至直接开着轿车到这里“抢”工人，遇到满意的，马上开车接回上班。
在供需失衡的情况下，招工企业纷纷使出各种解数试图留人。国内制伞业龙头企业浙江红叶制伞有限公司为了能够顺利招到工人，开出了公司成立以来最优惠的招工条件：老员工每介绍一个新员工就给予600元的奖励，新员工到公司就业的第一个月就能拿到600元的“适应性补助”。
一个被忽略的事实
笔者调查发现，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是，所谓新一轮“用工荒”，其实主要就是“普工荒”。
检视浙江缺工地图，不难发现，以服装工为代表的低技术含量的普工占据了主要名额，“大量招收熟练绣花工、普工”、“诚聘缝纫车工若干名”、“大量招收缝纫工，熟练工优先，不会也可以学”……义乌街头，这样的大红横幅或者醒目公告比比皆是。
最为缺乏的人员并非“技工”，而是并不需要太高技术储备的“普工”，一些大企业往往一招就是数百人，这与近年来颇为流行的结构失衡导致“技工荒”的判断大相径庭。
这一微妙的信号表明：劳动力已经从结构性短缺，逐步演变成整体性短缺，这也正是此次“用工荒”的真相。在人保部劳动科学研究所专家张丽宾看来，这种趋势早已出现，只是此前一度被金融危机扰乱，现在重新表现出来而已。
对农民工而言，所谓的“普工荒”并不是一个好消息。细究浙江产业工人工资构成，多为“最低工资+加班工资”，尽管目前最低工资已经上调，相较于工人日复一日高强度的机械劳作，其综合收入亦难有明显增长。
况且，现时的农民工已绝非当年。
新生代农民工的选择
20岁的小王来自四川阿坝，已在义乌闯荡了5年之久。他现在在义乌一家大型加工厂上班，月工资2800元，远远高于四川老家的收入水平。但他并不认可当前的这份工作，正准备跳槽。“一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有时候干到凌晨1点，下了班倒床就睡，睡醒了又上班。感觉我就是流水线上的一个零件，这样干活，挣再多的钱又有什么意思？”他说。
统计显示，在我国16岁以上的农民工中，61%的人年龄在30岁以下，即出生在1980年之后。与吃苦耐劳的父辈们截然不同，他们有着更强的自我意识、权利意识，也渴望着在更广阔的空间成就自我的价值。
面对过低的工资或日复一日的机械劳动，新生代农民工的选择就是离开，再去寻找下一个更好的机会。
他们虽出生于农村，但大多数从未接触过农活。有专家直言，新生代农民工绝不会被工资待遇所“绑架”，轻松、体面、报酬高、发展好的工作会成为他们的首选。同时，他们在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合法权益、人格尊重、子女入学、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诉求，也会日益凸显。
于是，当新生代农民工进城时，人们发现，这个群体的务工目的有了明显变化。曾经汇集了无数农民工梦想的沿海地区，已不再是他们的择业首选地。
在“4万亿”刺激计划下，大量资金投向中西部基础建设，相应地带动了中西部的就业。四川省去年7月向国务院呈交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四川省内和“三北”地区（华北、东北、西北）成为金融危机后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的首选地，而到东南沿海务工人数同比减少了19%。
在浙江省内的一些欠发达地区，多年来的“山海协作”和招商引资，使得当地的规模企业集聚增多，由此吸纳了相当一部分本地劳动力就业。一家媒体的抽样调查显示，迫于大城市的高生活成本，龙游一些典型的打工村有35%的农民，今年打算在本县就业。
倒逼产业和劳动者双升级
占全球最多人口的中国，在经济复苏时竟然遭遇了“人力不足”，这着实令人费解。
在学者们看来，这一轮“用工荒”再次昭示，低端劳动力源源不断的供给正在发生着改变，长期依赖廉价劳动力的增长模式日益脆弱。
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来，农村联产承包制的实行，加之资金及技术投入增加，农村庞大的“富余”劳动力开始了城乡之间年复一年的迁徙往返，并以低廉的人力成本支持了我国制造业的崛起。
“从理论上说，我国有8亿农民可以转移为产业工人，但是实际的情况是，这部分后备劳动力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大，劳动密集型企业对他们的吸引力越来越小，”浙江省劳动与保障研究院院长陈诗达说，“因为在中国，长期以来工人得到的东西与他们的付出尚不成比例。”
在张丽宾看来，当前这种“用工荒”，正是产业升级的步伐落后于劳动力市场形势的变化所造成的。
浙江省工商局局长郑宇民上月在与浙江民营企业家座谈时也承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用工荒”就是我们原来的产业结构、低成本需求、低工资开支和城市消费高成本需求的矛盾，他同时告诫浙江企业家，要把“转型的步子加快一些。”
事实上，在官员和学者心中，“用工荒”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算是件好事，是敦促浙江企业转型升级的契机。
“农民工文化、技能水平普遍较低，只能从事简单的重复劳动，这种普通岗位，也不太容易硬性地提高工资，也难有好的发展前景。”有专家直言，产业升级的同时，劳动力的升级是必然的。
因此，政府、企业必须把加大农民工技能培训、提高他们的素质提上日程。然而，这往往被一些企业所忽视。衢州市农办农民培训中心主任任浩说，虽然法律中明确规定了企业每年应支出的培训费用，但很多企业都做不到。
另一方面，与城市的难以融入也是许多农民工顾虑之所在。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提出，要深化户籍改革，让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
这或许意味着，在不太遥远的未来，将有更多的农民工可以在城市安居乐业，而不必再像候鸟一样，在城市与农村间来来回回。 （通讯员 李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