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潜 伏”61年 的“红色卧底”
酷暑当头，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县张桥村，67岁的老人刘吉安将一份陕西省民政厅批复的红头文件放进箱子保存起来。
这薄薄一页纸，是事隔61年后，陕西省政府关于同意追认其父刘仁杰为革命烈士所作的批复。
1949年3月，在陕西泾阳县口镇，同属国民党国防部二厅西北督导组的两个军统特务小组突然“自相残杀”：“256组”的8名“便衣特务”被“247”组集体抓捕，除一人逃脱外，其余均惨遭杀害，弃尸荒野。而刘仁杰正是“256组”的成员。
这起凶案曾被认定为国民党两个特务组织为争权发生的“冲突”。
从1963年起，为了还原和证明这起事件的历史真相，刘家两代人四处寻访，不断申诉。
军统特务?红色卧底?
刘仁杰牺牲时，刘吉安只有5岁。父亲的身份和死因一直是谜。母亲余桂芳只知道丈夫生前经常往解放区送枪支弹药等“违禁品”,“在给共产党干事”，但丈夫究竟是什么身份，她并不清楚。
直到1963年，一位刘仁杰曾经的部下前来探望，刘吉安第一次了解到，父亲曾是杨虎城麾下38军机枪连的连长。西安事变后，杨部受到排挤，遂于1939年率部起义投共。随后又被派回国统区从事地下工作。父亲的真实身份不是“军统特务”，而应是打入国民党内部的一名“红色卧底”。
这位跟随刘仁杰投共的昔日部下，彼时已是解放军某团政委，看到刘家无“烈士光荣牌”，也没享受烈士家属的“优抚政策”，余桂芳独自抚养4个儿女，家境凄凉，愤愤不平，当即拉着余桂芳去找高陵县委“讨说法”，县里同意立案调查。
但此时，新中国已处“多事之秋”，不久“文革”开始，县里的调查不了了之。在那个年代，受父亲历史问题的牵连，刘氏兄妹被剥夺了升学、招工等一切机会，而在部队表现优异的刘吉安也一直无法入党提干。1969年，刘吉安退伍，踏上了追索历史真相，为父亲讨还清白的漫漫征途。
几经努力，刘吉安找到了父亲所在“256组”惟一的幸存者邸化民，找到了曾审判过出卖父亲的叛徒的法官任怀苍，找到了委派父亲返回国统区“潜伏”的关中军分区参谋郝伯雄，终于弄清了整个“256组”就是刘仁杰打入敌人内部组建的地下组织，刘仁杰是被叛徒告发遇害的。
但此时，刘仁杰曾经的同事、战友和知情者几乎都被打成了“走资派、牛鬼蛇神、历史反革命”。历经十年浩劫，许多重要知情人已不幸罹难，幸存者也音讯难觅。刘吉安不肯放弃，他立志查找历史证据，寻访更直接的历史见证人。
庭审笔录显露真相
几年下来，刘吉安赴兰州、银川、延安、渭南、咸阳、西安等地搜集一切可能与父亲有关的证据，他用这些证据一点点拼接还原父亲刘仁杰39年的人生。
直到2002年，在银行工作的大女儿刘锦突然想到，当年审判叛徒的档案是否还在？带着单位开具的介绍信，她真的在陕西省档案馆查到了一份当年的庭审笔录和判决。其内容明确指证是叛徒杀害了“256组”的地下工作人员，但这份直接证据因没指出具体名字，仍被民政部门拒绝采信。
随后，刘吉安又四处打听整个卷宗的下落。2005年，刘吉安终于在最高法院档案馆查到了完整的案卷。而卷宗所附的一份刘仁杰生平，清楚地证实了刘仁杰地下党员的身份。
拿到这份铁证，激动不已的刘吉安打电话告诉家里人，刘氏兄妹在电话那头激动得热泪盈眶。
重要的庭审记录现身，一家人本以为真相就此大白。2006年初，高陵县民政局也据此再次递交了追认刘仁杰为革命烈士的请示报告。但报告石沉大海。事后，他们得到的答复是，民政局不认可法院的审判档案，只认可政府文件或者已被政府认定的革命烈士或见证人的直接证言，“那些人早在十年前就死了。”刘家人失望地说。
直到2008年县委书记大接访，刘借机向书记反映，书记要求民政局尽快落实。去年，刘吉安用车将83岁高龄的老法官任怀苍拉到省民政厅。他跟刘说，如果民政部门再推脱，就去法院告，自己愿以一个老法官的身份帮其把官司打到底。2010年1月，经过反复争论，陕西省民政厅终于同意追认刘仁杰为革命烈士。
由刘仁杰的身份悬疑带来的阴云一直笼罩着刘氏家族。在刘吉安的子女看来，父亲这一生都献给了“为父正名”这件事。如果不是找到审判案卷，父亲也许还要跑下去。
而最终能跑出一个结果，除了父亲的坚持，也是因为整个家庭的命运发生了改变。“如果我们都还在农村种地,父亲也可能坚持不了这么久。”刘吉安的三女儿说。刘吉安子女5个，除1个考上中专，另外4个都考上了大学，这是刘吉安在村里缔造的另一个传奇。子女的成功，为刘吉安的奔走提供了更多的调查路径和更多的社会资源。
（摘自《南方周末》 冉金/文 2010年7月29日）
这薄薄一页纸，是事隔61年后，陕西省政府关于同意追认其父刘仁杰为革命烈士所作的批复。
1949年3月，在陕西泾阳县口镇，同属国民党国防部二厅西北督导组的两个军统特务小组突然“自相残杀”：“256组”的8名“便衣特务”被“247”组集体抓捕，除一人逃脱外，其余均惨遭杀害，弃尸荒野。而刘仁杰正是“256组”的成员。
这起凶案曾被认定为国民党两个特务组织为争权发生的“冲突”。
从1963年起，为了还原和证明这起事件的历史真相，刘家两代人四处寻访，不断申诉。
军统特务?红色卧底?
刘仁杰牺牲时，刘吉安只有5岁。父亲的身份和死因一直是谜。母亲余桂芳只知道丈夫生前经常往解放区送枪支弹药等“违禁品”,“在给共产党干事”，但丈夫究竟是什么身份，她并不清楚。
直到1963年，一位刘仁杰曾经的部下前来探望，刘吉安第一次了解到，父亲曾是杨虎城麾下38军机枪连的连长。西安事变后，杨部受到排挤，遂于1939年率部起义投共。随后又被派回国统区从事地下工作。父亲的真实身份不是“军统特务”，而应是打入国民党内部的一名“红色卧底”。
这位跟随刘仁杰投共的昔日部下，彼时已是解放军某团政委，看到刘家无“烈士光荣牌”，也没享受烈士家属的“优抚政策”，余桂芳独自抚养4个儿女，家境凄凉，愤愤不平，当即拉着余桂芳去找高陵县委“讨说法”，县里同意立案调查。
但此时，新中国已处“多事之秋”，不久“文革”开始，县里的调查不了了之。在那个年代，受父亲历史问题的牵连，刘氏兄妹被剥夺了升学、招工等一切机会，而在部队表现优异的刘吉安也一直无法入党提干。1969年，刘吉安退伍，踏上了追索历史真相，为父亲讨还清白的漫漫征途。
几经努力，刘吉安找到了父亲所在“256组”惟一的幸存者邸化民，找到了曾审判过出卖父亲的叛徒的法官任怀苍，找到了委派父亲返回国统区“潜伏”的关中军分区参谋郝伯雄，终于弄清了整个“256组”就是刘仁杰打入敌人内部组建的地下组织，刘仁杰是被叛徒告发遇害的。
但此时，刘仁杰曾经的同事、战友和知情者几乎都被打成了“走资派、牛鬼蛇神、历史反革命”。历经十年浩劫，许多重要知情人已不幸罹难，幸存者也音讯难觅。刘吉安不肯放弃，他立志查找历史证据，寻访更直接的历史见证人。
庭审笔录显露真相
几年下来，刘吉安赴兰州、银川、延安、渭南、咸阳、西安等地搜集一切可能与父亲有关的证据，他用这些证据一点点拼接还原父亲刘仁杰39年的人生。
直到2002年，在银行工作的大女儿刘锦突然想到，当年审判叛徒的档案是否还在？带着单位开具的介绍信，她真的在陕西省档案馆查到了一份当年的庭审笔录和判决。其内容明确指证是叛徒杀害了“256组”的地下工作人员，但这份直接证据因没指出具体名字，仍被民政部门拒绝采信。
随后，刘吉安又四处打听整个卷宗的下落。2005年，刘吉安终于在最高法院档案馆查到了完整的案卷。而卷宗所附的一份刘仁杰生平，清楚地证实了刘仁杰地下党员的身份。
拿到这份铁证，激动不已的刘吉安打电话告诉家里人，刘氏兄妹在电话那头激动得热泪盈眶。
重要的庭审记录现身，一家人本以为真相就此大白。2006年初，高陵县民政局也据此再次递交了追认刘仁杰为革命烈士的请示报告。但报告石沉大海。事后，他们得到的答复是，民政局不认可法院的审判档案，只认可政府文件或者已被政府认定的革命烈士或见证人的直接证言，“那些人早在十年前就死了。”刘家人失望地说。
直到2008年县委书记大接访，刘借机向书记反映，书记要求民政局尽快落实。去年，刘吉安用车将83岁高龄的老法官任怀苍拉到省民政厅。他跟刘说，如果民政部门再推脱，就去法院告，自己愿以一个老法官的身份帮其把官司打到底。2010年1月，经过反复争论，陕西省民政厅终于同意追认刘仁杰为革命烈士。
由刘仁杰的身份悬疑带来的阴云一直笼罩着刘氏家族。在刘吉安的子女看来，父亲这一生都献给了“为父正名”这件事。如果不是找到审判案卷，父亲也许还要跑下去。
而最终能跑出一个结果，除了父亲的坚持，也是因为整个家庭的命运发生了改变。“如果我们都还在农村种地,父亲也可能坚持不了这么久。”刘吉安的三女儿说。刘吉安子女5个，除1个考上中专，另外4个都考上了大学，这是刘吉安在村里缔造的另一个传奇。子女的成功，为刘吉安的奔走提供了更多的调查路径和更多的社会资源。
（摘自《南方周末》 冉金/文 2010年7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