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当女子敢死队、女子北伐队在前方甘冒枪林弹雨之时，后方的女子社团也在不遗余力地筹粮助饷，写下无数惊天传奇。1920年，时任广州参议员的邓惠芳写下《辛亥革命前广东参加革命工作之妇女》一文，将其所知的女志士姓名及事迹一一记录。
　　冲天香阵黄金甲
　　同盟会以华南为活动基地时，发现当地半数人口为妇女，为发展组织、吸收女学生和家庭妇女，遂于“驱除鞑虏”等十六字政治纲领外，增加了诸如提倡女权、反对家庭专制、主张婚姻自由、反对做妾、反对缠足之类的新口号，并针对女性开展宣传工作。
　　生长在广西梧州一个清政府海关官吏家庭的黄扶庸 (后改名黄秋心)，为反抗婚姻，通过其就读的洁芳女校刺绣教员宋铭黄的介绍，加入了同盟会。香山县的梁国体(在邹鲁妻许剑魂死后嫁给邹鲁，改名梁定慧)，因与由父母做主完婚的丈夫没有感情而离家出走，并加入同盟会。
　　革命需要子弹炸药，广东北伐军女子炸弹敢死队队长宋铭黄和广东同盟会分会会长高剑父一起研习炸弹制造，并共同参加了黄花岗起义。
　　祖籍广东、生于上海买办家庭的徐慕兰、徐宗汉姐妹，分别嫁给了两广总督洋务委员李庆春的长子和次子。徐慕兰秘密加入同盟会，以富家少奶奶的身份作掩护负责运输、联络，是广州女革命党的核心人物，还是广东女子北伐队队长，并率众与北伐军共赴战场。在她的带动下，徐、李两家先后有11人投身革命。妹妹徐宗汉于31岁时加入同盟会，曾多次助黄兴脱险。
　　安能辨我是雄雌
　　时代风潮所至，江浙、湘鄂等地的女性也不甘落后。
　　浙江光复会会员尹锐志、尹维峻姐妹主办锐峻学社作为起义的联络机关，她们还一起参加了攻打上海警察局的战斗，并参与策划了杭州起义。不足双十年华的姐妹俩在光复浙江时身先士卒，尹维峻第一个将炸弹掷入城内。尹氏姐妹稍后又参与组织了浙江女子国民军，苏浙联军进攻南京张勋时，尹维峻率400敢死队员参战。
　　辛亥革命时期，几乎各地都有女子军事组织，包括女子北伐队、女子炸弹队或敢死队。而揭开女子从军序幕的，则是湖北女子北伐队——一支由吴淑卿招募的数百人队伍。
　　这位19岁的汉阳黄陂女子上书黎元洪，要求组织女子北伐队讨伐袁世凯。黎元洪最初以军中皆男子婉言谢绝，无奈吴淑卿据理力争，只得批准。在汉阳革命军与清军相持不下时，湖北女子北伐队毅然赶赴前线作战，其勇猛果敢令人称奇。
　　总的说来，武昌起义前后，在一些女权主义者的鼓动下，许多妇女把冲锋陷阵视为最爱国、最能体现男女平等之举。一时间，妇女军事团体风起云涌。然而，不赞同女子上前线参加军事行动的声音也此起彼伏。
　　很快，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宣布取消女军，并命令各省以后不得招女子新军。女军就此消失了，而队伍的领导者们又转入妇女参政、男女平权的斗争中。
　　办学办报倡女权
　　维新变法后至民国成立前这段时期，中国有过兴办女学的热潮。据统计，1912年全国在校女生约14万多人，上海地区尤多。一个较大的新式女性群体由此诞生。而孙中山的态度也促使女子相信可以通过办学、办报，使得女同胞先有智识才能争得自己的权利。
　　好客的张竹君，平时门前车水马龙，每到夏秋之际，她常常雇一艘大花船泛舟避暑，邀胡汉民等人煎茗叙谈。每逢礼拜，张竹君就设讲堂发表演说，批评时政，宣讲众生平等、男女平权，无怪乎时人称其为“女界梁启超”。
　　女杰晚景天壤之别
　　辛亥以革命始，以妥协终，未能真正改变封建专制统治基础，自然也没能带给女性真正的解放和幸福。辛亥女杰们的晚景可谓天壤之别。
　　有些女性在革命中遇到志同道合的伴侣。比如张默君41岁时与孙中山私人机要秘书、国民党立法委员邵元冲结婚，而上海女子敢死队队长沈警音（加入江浙联军开赴南京战场时任北伐女子队副队长）也成了蒋介石的结拜兄弟、国民党要员黄郛的夫人。
　　有些女性则晚景凄凉。有的遁入空门；有的因讨袁军事行动失败，遭大肆捕杀，避走他乡，生活窘困……
　　还有一些平凡女工、仆佣参加罢工，从微薄的收入中省出钱来捐款助饷。她们是一粒粒石子，聚拢在一起铸成革命之基，然而，他们却无声无息，永远地消失在了历史深处。
　　（摘自《新民周刊》钟瑾/文2011年第3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