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没有生气，孩子的内心是荒凉的”、“没有学校的村庄就像没有孩子的家庭”，今年暑假，清华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师生深入农村，寻找乡村教育的希望。伴随着这样的“宏观关切”，前不久发生在湖南农村的惨剧，再一次以极端的方式，让留守儿童闯入我们的眼帘：一个年仅1岁8个月的留守女孩小梦与奶奶的遗体共度7日之久，才被从长沙赶回家中的父亲发现，小梦的身心均受到了严重伤害。“父母在远方，身边无爹娘，读书无人管，心里闷得慌，安全无保障，生活没希望。”这则顺口溜，点出了小梦遭受伤害的直接原因，反映出许多留守儿童的生存现状。
　　留守儿童的问题，不只是一个家庭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5800万留守儿童的背后，是超过两亿背井离乡的“流动大军”。一边是“流动”，一边是“留守”，许多时候，正是流动人群权利的缺失，造成了留守儿童的种种困境。对留守儿童的关注，既要着眼于对单独个体的关切，更应扩展至对庞大流动人群的关怀。在这样一个充满转型与阵痛的“流动时代”，如何让追逐梦想的流动人群告别候鸟式的“半城市化”状态？如何使留在农村的儿童避免过早被“社会性断乳”？如何避免父母为孩子外出打工挣钱、下一代却在留守中荒芜的发展悖论？
　　法国学者孟德拉斯在其著作《农民的终结》一书中说：“20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在20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对当下中国而言，这一命题的一个重要内容则是，为留守儿童提供必要的政府与社会支持，减少他们的亲情缺失、教育缺位、行为失范与安全隐患，实现《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强调的“所有儿童享有平等的权利与机会”。这不仅关系到中国的城市化能否有一个稳定大后方，也关系到中国的现代化能否有一个可持续未来。
（摘自《人民日报》范正伟/文2011年10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