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沙领导工人运动时历险
　　1925年11月上旬，刘少奇由夫人何葆贞陪同从上海回湖南治疗肺病。12月16日，刘少奇出院后搬到了长沙文化书社。这天，书社的店门突然被猛地推开了，闯进了几个便衣“顾客”，蛮横地向后楼走去。就在这时，装成书店伙计的地下党员许文眩，大声向这几位不速之客喊道：“先生，我是会计，有事找我吗？”刘少奇听到外面有喊声，知道情况紧急，急忙下楼转移，可是，敌人已经控制了楼梯。这几个家伙未出示任何证件，就把刘少奇抓走了，押到长沙戒严司令部，后关进了监狱。
　　中共湖南省委及刘少奇的家属采取了多种营救措施。我党的地下组织找来了刘少奇的二哥刘云庭，他在长沙有些关系，可以进行一些营救活动。随后，中共湖南省委又指派何叔衡、萧述凡、姜梦周、谢觉哉等同志利用在湖南的各种关系做戒严司令部司令赵恒惕的工作。赵恒惕原来逮捕刘少奇，意在压制工人运动，没料到竟引火烧身。正苦于没有脱身之计，他的两个亲信叶开鑫、贺耀祖受人委托出面保释刘少奇。他做个顺水人情，让刘少奇“迅即离开湖南”。1926年2月上旬，刘少奇在社会舆论的支持下，恢复了自由。
在东北领导白区斗争时历险
　　1929年7月14日晚，刘少奇夫妇秘密到达奉天。三天后，刘少奇与中共满洲省委接上了关系，对外以海军司令部某副官的身份开展活动。这时的奉天，大街上警车横冲直撞，岗哨林立，特务和密探到处捕人，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城。
　　一天，刘少奇派中共满洲省委的干部孟坚到奉天纱厂策划发动罢工。厂方得悉这一情况后，立即四处寻找“煽动者”。就在这时，纱厂里的一名工人党员投敌叛变，他向厂方告密，党支部书记常宝玉被捕。
　　8月22日下午6时许，刘少奇和孟坚去奉天纱厂了解罢工的准备情况，两人还不知道已经出了叛徒。两人就呆在纱厂北门外的小树林里，等候常宝玉出来。不多时，下班的汽笛响了，厂门却紧闭着，不见有下班的工人走出厂门，只有几个厂警在大门口转来转去。刘少奇知道情况有变，果断决定转移，可已来不及了。一队厂警持枪冲了过来，将刘少奇、孟坚逮捕审问。
　　审讯者问刘少奇：“你叫什么名字？”“成秉真。”刘少奇不慌不忙地回答。成秉真是他一个表哥的名字，刘少奇熟悉他的经历，所以能够应对自如。
　　9月上旬，奉天高等法院开庭，对刘少奇、孟坚“煽动工潮案”进行审讯。主审法官是刚从日本留学回国的洋学生，穿着法官的大礼服，他先对孟坚审讯了一番，刘少奇的回答同先前的口供一样。法官又把常宝玉叫上来，常推翻了原供，否认认识孟坚，并坚持说以前的口供是厂警动刑逼出来的。法官见案卷中根本没有物证，只有常宝玉一人前后相矛盾的口供，显然不足为凭，决定了结此案。
　　几天后，奉天高等法院对这一“煽动工潮案”作出判决，释放刘少奇、孟坚，常宝玉被判罚40天拘役。就这样，刘少奇脱离了虎口。
　　出国访问柬埔寨时历险
　　1961年9月，我方得到情报，蒋介石集团准备趁刘少奇访问柬埔寨时，进行暗杀。当时蒋介石集团在南越建立了一个名为“第三指挥站”的特务机关，具体执行暗杀任务。
　　1963年3月成立了由外交部、公安部、总参、调查部组成的中央安全领导小组，由杨尚昆主持领导这个小组的工作，负责保卫刘少奇出访的安全。周总理作出指示：一是要中国的前驻柬埔寨大使王幼平以外交部顾问的身份去柬埔寨，协助我新任驻柬埔寨大使陈叔亮调查台湾特务组织在柬埔寨的阴谋活动；二是要中央安全小组选派精兵强将组成一支精干的队伍，同王幼平一起去柬埔寨。
　　王幼平到达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后，大使馆截获了“第三指挥站”和台湾情报局本部的往来电报50多份。不过，我方缺乏破译台湾电报密码的人员，大使陈叔亮便火速向北京求援。4月25日下午，公安部派遣的破解密码专家姚良骏抵达金边，经过三天三夜的紧张工作，终于把暗杀计划的电报密码全部破译。原来，特务们计划以从金边机场到王宫的路边一所房子为掩护，在路的下面挖坑道，埋炸药，等到刘少奇的专车从这里经过时，引爆炸药实施暗杀活动。蒋介石下了决心，即使西哈努克亲王和刘少奇同乘一辆车，也要炸。
　　4月28至30日这3天，我方同柬埔寨方面密切协作，按照破译密电上的名单，展开了对特务的秘密搜捕行动，抓捕特务100多人，从路下的坑道里搜出手榴弹、炸弹、雷管、导火索及挖坑道的各种作案工具。
　　5月1日上午，刘少奇、陈毅等到达柬埔寨首都金边机场。为了确保安全，刘少奇、陈毅、西哈努克亲王和王后乘直升飞机前往柬埔寨王宫。5月6日，刘少奇等人安全回到北京。
（摘自《福建党史月刊》李新市/文 2011年第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