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唐初的“税负指数”
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税负一直是政府和民众都相当关注的问题。税收自古就有，唐代初期藏富于民的税收政策，倒是值得我们一看。
政府官员不得与民争利
政府该不该直接从事商业活动，一直都是古今中外政府和政策制定者必须面对的大问题。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盐、铁和酒等商品的生产和经营，一般都是民间私营。而汉武帝时期，国进民退的步伐加快，盐、铁、酒收归国营。汉武帝之后的历朝历代，政府对生活必需品到底是国家经营，还是民间经营，一直摇摆不定。
唐初，律法规定，政府和政府官员不得与民争利。与之相对应，政府全面退出一般生活品的生产和经营，放开手让民间来主导。于是这一时期，形成了较大一波“国退民进”的高潮。
政府在退出生产经营的同时，并未放弃政府管制的职能。《唐律》（可视为唐代的宪法）规定，为保证商业市场的正常秩序，政府要对价格实行规范和引导，并要在买卖双方发生价格纠纷时，第一时间作出判定。为防止多个商人对市场的联合垄断，各级政府要下大力进行打击和严惩。
在“国退民进”的大环境下，唐初的政府开支是相当克制和谨慎的。而且，唐太宗鉴于隋炀帝好大喜功、极度淫奢而亡国的历史教训，主观上要求政府减少支出。
太宗贞观十年（公元636年），有一个大臣上奏，说首都的夏季天气酷热，湿气很重，建议给太宗修造一个避暑的夏宫。太宗听后，坚决反对。他认为，政府用的每一分钱，都来源于民众的税赋。建造夏宫，只会消耗国家的财富，从根本上说就是劳民伤财，消耗国民的财富。
帝王如此，唐初一些大臣更是简朴到令人惊讶的地步。如当时的户部尚书戴胄，因居所太过于简陋，死后都没有一个像样的地方来供人祭奠。还有名臣魏征，宅邸内居然没有专门的客厅，还不如一般的中等收入者。
君臣皆牢记财富来源于普通老百姓的理念。与之相对照的就是民间的富庶，据史料记载，当时，一位捡垃圾、收废品的普通劳动者和一位清除粪便的工人，都因善于经营，把产业规模化而成为百万富翁。
唐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低税率时代
唐初，以户作为课税的对象，田税是其中最重要的税种。因为在古代，农业人口占人口的绝大部分，田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今天的个人所得税。唐初，经过长年的战争，土地荒芜现象严重。唐高祖李渊实施了均田制，对无田的农民免费赠予田地。大体上，一户人家可以获得100亩土地。唐代的田税主要是实物税，税率约为2%。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低税率时代。
一般说来，唐初100亩土地要缴纳的农产品实物税为100多公斤米，一亩才1公斤多。而在唐代之前的隋代，100亩田地要缴纳的实物税一般最少为150公斤米。在更早一点的北周，百亩的税收曾高达500公斤以上。
唐初，各地土地资源分布不均，并非所有农户都能获得100亩土地。故而，唐太宗李世民规定，如果一户的田地达不到50亩，就可以免除赋税。
上述这种2%的农产品实物税叫“租”，是普遍性的。在唐初，还有两种附加的田税：“庸”和“调”。“庸”是徭役，就是国民要为政府义务干活。唐初，每个成年男子都要为政府免费干活20天。“调”是针对经济作物，如对丝绸、麻布进行征税。根据各地的物产不同，征收的物品有所不同，其实也是一种实物税。
按照现代财税理论，税收是为了进行国民财富再分配，减少贫富差距。唐高祖时期，政府把全国农户分为三等，根据农户的财力进行梯级田税征收，较为灵活和人性化，使得农户在灾荒、劳动力伤残或死亡等特殊情况下，能够少纳税，减少其经济负担。为了进一步达到减少贫富差距的目标，唐高祖李渊在原有的三等划分的基础上再次细分，把农户分为九等。这样，在农户土地产出和经济状况堪忧的情形之下，政府能够适当地调低对特殊农户的田税税率，甚至减免其田税。
在田税政策上，唐初对外国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民还有优惠政策。对于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农户和牧民，也分为九等，最差的两等可以免除各种赋税。对于中国南方的少数民族，经济状况位于最差等级的农户，总体上说，每百亩纳税不到50公斤米。如果是那些远离汉人居住地、生产更为落后的少数民族，在税率上还有优惠政策，在已经减少的基础上再减半。
因灾害而农业生产受到影响的农户，在田税减免上也有相应的规定。一般产量损失达到40%的，可免粮食税；损失60%的，可免粮食税和经济作物税；要是达到70%的，可免除所有税负。
可见，在唐初，人们的税负痛苦指数是相当低的。至少，比起它之前的隋代和更早的北周，人们的纳税负担是大幅度降低了。
把财富留在民间
古代的商税，其实就是现代的流转税。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之初（公元626年），就下诏书规定，在整个中国北方严禁收缴流通税，并废除黄河流域各个口岸的关卡，使得国内货物得以快速、便利地流通，极大地加强了国内贸易的自由度。
口岸税在中国古代是流转税最大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唐代初期的中国北方，把口岸税降为零，可想而知总体商税的税负，是相当低的。这在中外历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唐太宗的主导思想其实很简单，就是政府不与民争利，把财富都留在民间。零口岸税的政策极大地提高了国民进行投资和积累财富的热情。
为了实现这项政策的效率最大化，防止官员、豪强等特殊群体通过各种资源优势进行商业活动，政府同时规定，五品以上的官员不得经商，违者重惩。禁止高级官员从事商业活动，其实就是把零口岸税的政策所带来的收益留在民间。
唐代在大规模减税的基础上，也并非全都是减税或免税，而是有差异性地对待。譬如说流通税的税率，在北方很低，但是在南方，尤其是长江流域，却相对要高一些。一般说来，在南方，流转税主要是渡口通过税和商品交易税这两种。不过，其税率也不算高，譬如商品交易税才2%。
除了对国内贸易保持低税率之外，唐初对外关税的税率，也相对很低。进口货物的税率，一般为10%，但若进口货物对国内贸易有较大冲击的，则税率调高为30%。纵观世界古代史，这样的关税水平也不算高。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政策使得唐朝帝国成为全球性的大国，而首都长安也成为了世界之都。
（摘自《人民论坛》 梁盼/文2012年6月1日）
政府官员不得与民争利
政府该不该直接从事商业活动，一直都是古今中外政府和政策制定者必须面对的大问题。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盐、铁和酒等商品的生产和经营，一般都是民间私营。而汉武帝时期，国进民退的步伐加快，盐、铁、酒收归国营。汉武帝之后的历朝历代，政府对生活必需品到底是国家经营，还是民间经营，一直摇摆不定。
唐初，律法规定，政府和政府官员不得与民争利。与之相对应，政府全面退出一般生活品的生产和经营，放开手让民间来主导。于是这一时期，形成了较大一波“国退民进”的高潮。
政府在退出生产经营的同时，并未放弃政府管制的职能。《唐律》（可视为唐代的宪法）规定，为保证商业市场的正常秩序，政府要对价格实行规范和引导，并要在买卖双方发生价格纠纷时，第一时间作出判定。为防止多个商人对市场的联合垄断，各级政府要下大力进行打击和严惩。
在“国退民进”的大环境下，唐初的政府开支是相当克制和谨慎的。而且，唐太宗鉴于隋炀帝好大喜功、极度淫奢而亡国的历史教训，主观上要求政府减少支出。
太宗贞观十年（公元636年），有一个大臣上奏，说首都的夏季天气酷热，湿气很重，建议给太宗修造一个避暑的夏宫。太宗听后，坚决反对。他认为，政府用的每一分钱，都来源于民众的税赋。建造夏宫，只会消耗国家的财富，从根本上说就是劳民伤财，消耗国民的财富。
帝王如此，唐初一些大臣更是简朴到令人惊讶的地步。如当时的户部尚书戴胄，因居所太过于简陋，死后都没有一个像样的地方来供人祭奠。还有名臣魏征，宅邸内居然没有专门的客厅，还不如一般的中等收入者。
君臣皆牢记财富来源于普通老百姓的理念。与之相对照的就是民间的富庶，据史料记载，当时，一位捡垃圾、收废品的普通劳动者和一位清除粪便的工人，都因善于经营，把产业规模化而成为百万富翁。
唐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低税率时代
唐初，以户作为课税的对象，田税是其中最重要的税种。因为在古代，农业人口占人口的绝大部分，田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今天的个人所得税。唐初，经过长年的战争，土地荒芜现象严重。唐高祖李渊实施了均田制，对无田的农民免费赠予田地。大体上，一户人家可以获得100亩土地。唐代的田税主要是实物税，税率约为2%。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低税率时代。
一般说来，唐初100亩土地要缴纳的农产品实物税为100多公斤米，一亩才1公斤多。而在唐代之前的隋代，100亩田地要缴纳的实物税一般最少为150公斤米。在更早一点的北周，百亩的税收曾高达500公斤以上。
唐初，各地土地资源分布不均，并非所有农户都能获得100亩土地。故而，唐太宗李世民规定，如果一户的田地达不到50亩，就可以免除赋税。
上述这种2%的农产品实物税叫“租”，是普遍性的。在唐初，还有两种附加的田税：“庸”和“调”。“庸”是徭役，就是国民要为政府义务干活。唐初，每个成年男子都要为政府免费干活20天。“调”是针对经济作物，如对丝绸、麻布进行征税。根据各地的物产不同，征收的物品有所不同，其实也是一种实物税。
按照现代财税理论，税收是为了进行国民财富再分配，减少贫富差距。唐高祖时期，政府把全国农户分为三等，根据农户的财力进行梯级田税征收，较为灵活和人性化，使得农户在灾荒、劳动力伤残或死亡等特殊情况下，能够少纳税，减少其经济负担。为了进一步达到减少贫富差距的目标，唐高祖李渊在原有的三等划分的基础上再次细分，把农户分为九等。这样，在农户土地产出和经济状况堪忧的情形之下，政府能够适当地调低对特殊农户的田税税率，甚至减免其田税。
在田税政策上，唐初对外国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民还有优惠政策。对于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农户和牧民，也分为九等，最差的两等可以免除各种赋税。对于中国南方的少数民族，经济状况位于最差等级的农户，总体上说，每百亩纳税不到50公斤米。如果是那些远离汉人居住地、生产更为落后的少数民族，在税率上还有优惠政策，在已经减少的基础上再减半。
因灾害而农业生产受到影响的农户，在田税减免上也有相应的规定。一般产量损失达到40%的，可免粮食税；损失60%的，可免粮食税和经济作物税；要是达到70%的，可免除所有税负。
可见，在唐初，人们的税负痛苦指数是相当低的。至少，比起它之前的隋代和更早的北周，人们的纳税负担是大幅度降低了。
把财富留在民间
古代的商税，其实就是现代的流转税。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之初（公元626年），就下诏书规定，在整个中国北方严禁收缴流通税，并废除黄河流域各个口岸的关卡，使得国内货物得以快速、便利地流通，极大地加强了国内贸易的自由度。
口岸税在中国古代是流转税最大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唐代初期的中国北方，把口岸税降为零，可想而知总体商税的税负，是相当低的。这在中外历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唐太宗的主导思想其实很简单，就是政府不与民争利，把财富都留在民间。零口岸税的政策极大地提高了国民进行投资和积累财富的热情。
为了实现这项政策的效率最大化，防止官员、豪强等特殊群体通过各种资源优势进行商业活动，政府同时规定，五品以上的官员不得经商，违者重惩。禁止高级官员从事商业活动，其实就是把零口岸税的政策所带来的收益留在民间。
唐代在大规模减税的基础上，也并非全都是减税或免税，而是有差异性地对待。譬如说流通税的税率，在北方很低，但是在南方，尤其是长江流域，却相对要高一些。一般说来，在南方，流转税主要是渡口通过税和商品交易税这两种。不过，其税率也不算高，譬如商品交易税才2%。
除了对国内贸易保持低税率之外，唐初对外关税的税率，也相对很低。进口货物的税率，一般为10%，但若进口货物对国内贸易有较大冲击的，则税率调高为30%。纵观世界古代史，这样的关税水平也不算高。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政策使得唐朝帝国成为全球性的大国，而首都长安也成为了世界之都。
（摘自《人民论坛》 梁盼/文2012年6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