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古代百姓看病，很多人认为，皇帝及各级官员能享受“公费医疗”，电影电视里不是常有“快传太医”吗？至于广大穷苦百姓如何看病，皇帝老儿才不会操心呢。近来“翻开”历史，才觉得此话有待商榷，个别皇帝对“穷人看病”的重视程度，确实能让我们眼睛为之一亮。
　　《魏书》载，北魏显文帝曾发布诏令：“朕思百姓病苦，民多非命……可宣告天下，民有病者，所在官司遣医就家诊视，所需药物任医量免费给之。”北魏以前，州郡县大多在政府大院门口有个门脸，里面有医生坐堂问诊，这就是地方政府的机关医院，对官员、学校师生、服役期间的农民甚至囚犯等提供“公费医疗”，但对老百姓却提供收费服务。连囚犯都能享受“公费医疗”，而农民却不能，于是造反就成了迟早的事。北魏显文帝的这道诏令，要求各级政府医院，不仅要为穷困百姓提供上门服务，而且还免费，的确是吸取了历史教训，也无意中开启了古代政府“免费治疗穷苦百姓”的先河。
　　为了发扬先辈们的优良传统，魏宣武帝命太医署（相当于卫生部），“于闲敝处别立一馆，使京畿内外疾病之徒，咸令居住，严敕医署，分师疗治，考其能否而行赏罚。”如果说，显文帝是要求政府医院兼职为穷人免费看病，那么宣武帝设立的是专门为穷人看病的医院，无疑是更进了一步。无独有偶，《南史·齐文惠太子传》载：“太子与竟陵王子良，立六疾馆，以养穷人。”南朝齐文惠太子萧长懋设立了“六疾馆”，也专门收治无钱治病的穷人。
　　隋唐朝以前，个别皇帝尽管想到为穷人治病，但毕竟力量有限，不太可能惠及广大百姓，但唐朝以后，局面大为改观。
　　唐代前期，为穷人提供免费诊疗服务，主要由两家机构承担：一是由寺庙创办的“悲田坊”；二是由政府创办的“养病坊”，到唐朝后期，“悲田坊”都由政府接办，统一改称“养病坊”。据《唐会要》卷四九载，这种收容贫民看病的公费医院，遍及各州郡，经费从指定的官田税赋中支出。
　　宋朝继续发扬“政府免费为穷人看病”的传统，创建了完全由国家财政负担的公立免费医院“安济坊”，而且要求各州县都要有一所，不断扩大覆盖面；此外还出台相关政策，如提供医疗人才、药物供应等，又鼓励私人集资举办慈善性医院“养济院”，以方便贫民就医。由此，宋朝确立的“以国有医院为主渠道，慈善医院为辅”的穷人医疗体系，对元明清后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明代嘉靖时，来广州游历的西方传教士克路士，曾撰文道：“布政司（省长）下令把穷困病人收纳到皇家医院。因为皇帝在各城市都设有大医院，其中有很多房间……被接纳入院的人都登记入册。每年医院都要报告花费数字和救济贫病的情况，如有差误或玩忽职守，那他们就因此受到严惩。”传教士的描绘，尽管有文学夸张的成分，但政府重视穷人看病的情况，却是不争的事实。
　　政府免费为穷人治疗，那么，谁称得上穷人，就必须有条件限制，否则有钱人就会钻空子，就像当下经济适用房小区里，经常有宝马、奔驰出没一样。为了减轻“夹心层”（不算富裕但又不符合免费救治条件的平民）医疗负担，唐朝起历朝政府没少动脑筋、花心思，的确想了不少法子。
　　首先，大力普及医学常识，百姓有病可照方子买药，免去求医费用。唐德宗曾亲自编制《集要广利方》，共含586个处方，要求各郡县张榜公布，百姓直接按榜中说的处方买药，连买书的钱也给你省了。
　　其次，破除垄断，设置平价连锁药房，惠及广大百姓。北宋王安石改革时，鉴于市场上假药泛滥、坑害顾客，对药物购销实行国家垄断，统一管理市场药价；同时在京城首创“太医局熟药所”，不仅确保质量，而且售价只有市价的三分之一。难能可贵的是，王安石在京城取得经验后，马上推广到各州县，平价连锁药店遍地都是。尽管政府打出的口号是：“天子赐钱合药，惠及百姓、不许赢利”，但因为广受民众欢迎，生意兴隆，各连锁店还是有钱可赚。
　　其三，严加管理，便民利民，把好事办成“德政工程”。南宋时，将官办“熟药所”改名“医药惠民局”，要求各州县至少有一所，而且严加管理。如绍兴六年，皇帝下诏：“各惠民局必须轮留宿值，遇夜，民间缓急赎药，不即出卖，从杖一百科罪。”用白话说，确保药店24小时营业，便民利民。明太祖朱元璋继续发扬这一优良传统，在全国设立了“惠民药局”，不仅保证药美价廉，而且规定免费治疗“没钱看病的穷人”。他教导皇子说：“凡居住食用，事事处处要想到农民的辛劳，取之有制，用之有度，使他们不至受饥寒煎熬，这才是统治之道。”
　　有专家说，古代皇帝为何重视穷人看病？根本原因是担心反叛者借免费治病聚集造反；一些寺庙宫观的僧道，也借此感化民众信教；一些巫术邪教性质的组织，也常常借符水禁咒免费治病，作为聚募徒众的手段。于是，皇帝为了巩固统治，吸取历史教训，才重视穷人看病的事。此话说得让笔者无语，但还想说一句：只要政府是真心实意为百姓做一点好事，不论出于何种目的，都值得推崇。遗憾的是，古代为老百姓办好事的帝王本不多见，即使有，也多流于虎头蛇尾。
　　（摘自《羊城晚报》 李志刚/文 2012年9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