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句“恶语”折射出的沉重
　　——据《工人日报》报道，在山东泰安打工的四川巴中农民工李佩霖在多次讨薪、报警未果的情况下，以攀爬塔吊的极端方式讨薪，不慎坠落身亡。梳理整个事件，几句“恶语”道出问题的关键，也让人感慨良多。
　　第一句“恶语”来自工程方。李佩霖多次到工程项目部讨薪，对方只许诺不兑现，说急了则扬言：“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没有钱给你！”朗朗乾坤，辛苦劳动，本应得到的血汗钱却被恶意拖欠，欠钱的还理直气壮，这样的恶语相向让农民工情何以堪？
　　第二句“恶语”出自当地公安部门：“李佩霖是非法爬塔吊，严重影响当地社会治安！”此前，李佩霖在塔吊上经爱人反复劝慰，本想下来，但担心被公安部门以扰乱社会治安为由抓走。欠款不还的人逍遥法外，讨薪者却可能面临治安处罚。李佩霖想不通，也害怕。
　　第三句“恶语”出自当地“善后处理领导小组”。李佩霖坠地死亡后，当地市区两级政府成立了由12个相关部门组成的“善后处理领导小组”，然而，他们面对前来处理事故的巴中市农民工讨薪维权中心负责人时却说：“不谈责任，只说条件！”
　　这三句“恶语”折射出某种沉重的现实。“以人为本”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关心农民工、关心弱势群体不能只是说说而已。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广大劳动者所要求的并不多，只是希望正当权益能依法得到保护。这不过分。
增强农村抗灾能力需要合力
　　——据《华西都市报》报道，截至8月24日，辽宁省抚顺市8·16洪灾已造成76人死亡88人失踪。在重灾区南口前镇，一桥之隔的两个村，一个村零死亡，另一个村死亡和失踪者达88人。
　　自然条件、村民数量等都可能影响灾情。不过，受灾严重的村庄主要是“村干部人手有限，难以挨家挨户通知到”，这个理由所反映出的农村救灾体系的脆弱性以及近年来农村地区在抗灾上所凸显出的弱势，或更应引起重视。
　　与城市多层次的应急体系、多元化的救灾力量和通畅的信息体系相比，农村地区的抗灾应急，大多只限于村干部的及时通报，加上村民的自救转移，其中可能出现的执行偏差以及村民对于灾情的判断不到位，都会增加抗灾的不确定性。因此，农村抗灾应急更需要建设专用通道，特别对于那些自然条件恶劣的村庄，不妨采取直达的通报方式，配备专门的信息通报员，及时发布有针对性的灾害信息。当然，加强村民的自治能力建设，如提升村民对于灾害的科学认识，在村庄的规划和建设中充分考虑对自然灾害的防范，加强农田水利基础建设等，亦显得尤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