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剩余劳动力加速“探底”
议价权向农民工倾斜
近日，笔者在浙江、广东、河南、安徽、四川、贵州等东中西部10余个省份走访时发现，在城乡二元结构和农民工市民化遇阻的制度壁垒下，从狭义的刘易斯拐点理论看（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我国正在步入拐点阶段。拐点的双面效应日渐明显：一方面，廉价劳动力的获取越来越难，企业人工成本持续攀升，对经济发展速度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人口红利渐失加快推动企业转型升级步伐，对经济结构调整起着倒逼作用。
供求反转：劳动力输送角色颠覆
当前，“用工荒”开始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蔓延，东部和中西部劳动力输送转移的“甲方”和“乙方”角色逐渐被颠覆。
“以前只要在公司厂门口贴个广告，就有很多农民工应聘，现在主动出去招聘都很难。”温州市法派集团有限公司人事经理曹乔乔说，该公司用工缺口达三分之一。据浙江省人社部门统计，浙江超过四分之一的企业存在缺工情况，企业“用工难”、“用工贵”问题日益突出。
中西部地区用工也出现由富余到短缺的转折。“我们从以前的劳务输出大县变成了现在的用工短缺大县。”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人社局副局长周绍哲说，临颍县最高峰时曾输出劳务20万人，现在劳务输出人数降到了10万人左右。
如今，缺工成为安徽省的普遍现象，四川和贵州等西部地区也出现局部用工短缺现象。
四川省仁寿县人社局副局长林金华说，仁寿县原来在沿海地区设立了一批劳务输出办事处，这两年部分办事处已经停止运转，仍在运转的主要帮助农民工维权，不再承担主动向沿海地区输送农民工的任务。
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逐渐采取“回引”措施进行“出口转内销”。河南省和四川省分别于前年和去年出现农村劳动力省内转移高于省外输出的历史性转折。安徽省正把皖江18个用工多的县和皖北14个劳动力丰富的县进行“两皖对接”，把农民工留在本省。
存量“探底”：“盖房上梁的人都没有了”
面对日益蔓延的“用工荒”，农村剩余劳动力究竟还有多大的“接续”空间？笔者在中西部人口大省的农村地区走访发现，农村青壮年剩余劳动力已经所剩无几，存量挖掘和转移难度日趋加大。
由于青壮年劳动力普遍外出务工，农村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三留”现象严重。四川省仁寿县始建镇镇长李建忠说，该镇1.72万劳动力中的九成以上都外出务工，60岁的老人还是种地的主力军。“40岁以下的劳动力在村里找不到几个，盖房子上梁都凑不齐人。”始建镇东风村党支部书记杨俊文说。
人社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刘丹华说，尽管我国劳动力总量充沛，但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下降是必然趋势。预计2020至2030年，每年将减少近800万人，2030年后每年减少830多万人。
笔者调查发现，存量闲置浪费进一步加剧了劳动力短缺。部分在外打工的农民工由于无法解决户籍、住房、社保、教育等问题，被迫过早离开劳动力市场返乡。在温州打工的安徽省六安市农民工程先峰说，前些年他们家族在温州打工的有四五十人，过年能摆几大桌，现在只剩下十个人，大部分由于孩子上学等问题无法解决，陆续返回家乡。
河南、四川、贵州等地人社部门均表示，目前闲置劳动力大多年龄偏大、文化和技能偏低，且以45岁以上中年妇女和55岁以上男性群体为主，再次转移就业开发难度较大。
工钱上涨：用工拐点已然到来
2004年出现“用工荒”后，农民工工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2%，上涨趋势不断加快。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2011年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首次突破两千元大关，同比增幅达21.2%。尽管去年经济增速放缓，但农民工月收入同比仍上涨11.8%。
在沿海地区，地方政府和企业对用工成本上升的感触尤为强烈。浙江省就业管理服务局政策综合科科长陈根元说，加薪已成为企业招工的主要手段，企业“用工贵”问题日益突出。浙江省人社厅的一份最新调查数据显示，最近几年浙江省农民工工资年均增长10%以上，目前一半左右的农民工月均收入2500元左右，四分之一的农民工月均收入3000元以上。
中西部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也在逐渐消弭。中西部农民工工资不断上涨，与东部地区的差距缩小。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在东中西部务工的农民工月收入差距已经缩小至30元左右。“这五六年农民工工资水平翻了一番。”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产业聚集区人力资源服务中心主任崔鹏飞说，2007年一家澳门的纺织企业从沿海搬至临颍县产业聚集区，员工月工资仅有400多元，“现在我们这儿工资一涨，这个企业又撤走了”。
笔者在多地劳动力市场调查发现，农民工与招聘企业对工资“讨价还价”程度激烈。正在成都市九眼桥劳动力市场招聘普工的四川川桂阳光纸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正军说，成都市前几年普工月工资才1000元出头，现在没有两三千元很难招到人，经过一番“拉锯战”，农民工对李正军提供的1800元的月工资并不感兴趣。
笔者调查发现，尽管我国目前仍有9亿多劳动力，包括2.6亿多农民工，劳动力总量依然充沛。但农村青壮年剩余劳动力加速“探底”，存量的转移难度加大已成事实；“用工荒”蔓延加剧，农民工工资、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则持续多年。立足这样的社会经济现实，寻找“稳增长调结构”良方迫在眉睫。
摘自《经济参考报》
供求反转：劳动力输送角色颠覆
当前，“用工荒”开始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蔓延，东部和中西部劳动力输送转移的“甲方”和“乙方”角色逐渐被颠覆。
“以前只要在公司厂门口贴个广告，就有很多农民工应聘，现在主动出去招聘都很难。”温州市法派集团有限公司人事经理曹乔乔说，该公司用工缺口达三分之一。据浙江省人社部门统计，浙江超过四分之一的企业存在缺工情况，企业“用工难”、“用工贵”问题日益突出。
中西部地区用工也出现由富余到短缺的转折。“我们从以前的劳务输出大县变成了现在的用工短缺大县。”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人社局副局长周绍哲说，临颍县最高峰时曾输出劳务20万人，现在劳务输出人数降到了10万人左右。
如今，缺工成为安徽省的普遍现象，四川和贵州等西部地区也出现局部用工短缺现象。
四川省仁寿县人社局副局长林金华说，仁寿县原来在沿海地区设立了一批劳务输出办事处，这两年部分办事处已经停止运转，仍在运转的主要帮助农民工维权，不再承担主动向沿海地区输送农民工的任务。
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逐渐采取“回引”措施进行“出口转内销”。河南省和四川省分别于前年和去年出现农村劳动力省内转移高于省外输出的历史性转折。安徽省正把皖江18个用工多的县和皖北14个劳动力丰富的县进行“两皖对接”，把农民工留在本省。
存量“探底”：“盖房上梁的人都没有了”
面对日益蔓延的“用工荒”，农村剩余劳动力究竟还有多大的“接续”空间？笔者在中西部人口大省的农村地区走访发现，农村青壮年剩余劳动力已经所剩无几，存量挖掘和转移难度日趋加大。
由于青壮年劳动力普遍外出务工，农村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三留”现象严重。四川省仁寿县始建镇镇长李建忠说，该镇1.72万劳动力中的九成以上都外出务工，60岁的老人还是种地的主力军。“40岁以下的劳动力在村里找不到几个，盖房子上梁都凑不齐人。”始建镇东风村党支部书记杨俊文说。
人社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刘丹华说，尽管我国劳动力总量充沛，但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下降是必然趋势。预计2020至2030年，每年将减少近800万人，2030年后每年减少830多万人。
笔者调查发现，存量闲置浪费进一步加剧了劳动力短缺。部分在外打工的农民工由于无法解决户籍、住房、社保、教育等问题，被迫过早离开劳动力市场返乡。在温州打工的安徽省六安市农民工程先峰说，前些年他们家族在温州打工的有四五十人，过年能摆几大桌，现在只剩下十个人，大部分由于孩子上学等问题无法解决，陆续返回家乡。
河南、四川、贵州等地人社部门均表示，目前闲置劳动力大多年龄偏大、文化和技能偏低，且以45岁以上中年妇女和55岁以上男性群体为主，再次转移就业开发难度较大。
工钱上涨：用工拐点已然到来
2004年出现“用工荒”后，农民工工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2%，上涨趋势不断加快。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2011年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首次突破两千元大关，同比增幅达21.2%。尽管去年经济增速放缓，但农民工月收入同比仍上涨11.8%。
在沿海地区，地方政府和企业对用工成本上升的感触尤为强烈。浙江省就业管理服务局政策综合科科长陈根元说，加薪已成为企业招工的主要手段，企业“用工贵”问题日益突出。浙江省人社厅的一份最新调查数据显示，最近几年浙江省农民工工资年均增长10%以上，目前一半左右的农民工月均收入2500元左右，四分之一的农民工月均收入3000元以上。
中西部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也在逐渐消弭。中西部农民工工资不断上涨，与东部地区的差距缩小。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在东中西部务工的农民工月收入差距已经缩小至30元左右。“这五六年农民工工资水平翻了一番。”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产业聚集区人力资源服务中心主任崔鹏飞说，2007年一家澳门的纺织企业从沿海搬至临颍县产业聚集区，员工月工资仅有400多元，“现在我们这儿工资一涨，这个企业又撤走了”。
笔者在多地劳动力市场调查发现，农民工与招聘企业对工资“讨价还价”程度激烈。正在成都市九眼桥劳动力市场招聘普工的四川川桂阳光纸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正军说，成都市前几年普工月工资才1000元出头，现在没有两三千元很难招到人，经过一番“拉锯战”，农民工对李正军提供的1800元的月工资并不感兴趣。
笔者调查发现，尽管我国目前仍有9亿多劳动力，包括2.6亿多农民工，劳动力总量依然充沛。但农村青壮年剩余劳动力加速“探底”，存量的转移难度加大已成事实；“用工荒”蔓延加剧，农民工工资、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则持续多年。立足这样的社会经济现实，寻找“稳增长调结构”良方迫在眉睫。
摘自《经济参考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