帅才与将才——胡适与翁文灏的人生分歧
翁文灏（1889年-1971年），现代著名学者，中国最早的地质学家之一，对中国地质学教育、矿产勘探、地震研究等多方面有杰出贡献。他曾以名学者之身份在国民政府内任事，1951年从欧洲回到中国大陆，后曾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等职，1971年病逝于北京。
民国时期，胡适与翁文灏是极好的朋友。但1949年之后，两人的人生抉择却完全不同。这种人生抉择的背后，可能与他们的教育理念有关——在理念上，翁文灏求速成，略显急功近利；胡适则求远功，喜欢从长计议。
人才培养：
专门教育VS通才教育
1937年，面对日寇咄咄逼人的侵略态势，翁文灏与胡适曾就人才培养问题写信讨论。首先挑起这个话题的是翁文灏，1937年4月17日，他写信给胡适说：炼钢、炼铜……中国绝少专门人才，过去者已大后时，新来者未见其人。教育如不能供给国家所需要的人才，则教育为虚设。
当时，翁文灏与胡适都是中基会的董事，鉴于炼钢、炼铜等专门人才的匮乏，翁文灏希望胡适在筹划中基会的政策方针时侧重于专门人才的造就与培养。收到这封信之后，胡适于1937年5月17日写了一封回信。信中说：此时我所焦虑的是：兴学50年，至今无一个权威政治学者，无一个大法官，无一个法理学家，无一个思想家，岂不可虑？兴学50年，至今无一部可读的本国通史，岂不更可焦虑？在纯粹科学方面，近年稍有生色，但人才实尚甚缺乏，成绩更谈不到。故我以为中央研究院、北大、中基会一类的机关此时还应该继续注重为国家培养基本需要的人才，不必赶在人前面去求眼前的“实用”。无用之用，知之者希，若吾辈不图，国家将来必蒙其祸。
在胡适看来，与其过于追求眼前的“实用”，不如深谋远虑，为国家培养领袖之才。分析两人的分歧，一言以蔽之，翁文灏侧重于专门教育，胡适则更重视通才教育。
工业发展：
大干快上VS休养生息
此后不久，胡适应蒋介石的邀请前往美国，担任驻美大使。翁文灏则出任经济部长，主管中国的战时工业生产与经济建设。
翁文灏原本就喜欢求速效，加上当时处于战时状态，他的许多经济策略都带有浓厚的急功近利的色彩。不仅如此，当时翁文灏主持的资源委员会，更是大规模实施计划经济，大力推广国有企业、军事企业、重工业的发展，轻视民营企业、轻工业的发展。
对以翁文灏为首的资源委员会的做法，胡适不太赞同。1945年2月3日，胡适写信给资源委员会的成员王征说：关于我们曾讨论的一个问题，我近来也偶然想想，我还是感觉今日国内的朋友们太注重大规模的建设计划了。套一句老话：“为政不在多计划，在力行如何耳。”这一句两千年的老话，在今日仍有一部分的真实性。大乱之后，应该多注重与民休息。政治的纲纪不可不立，经济的骨干不可不有，交通的纲领不可不完成。
胡适希望通过“无为”的方式来谋求经济的发展，而非通过政府的计划与控制来发展经济。为求速效，翁文灏所主持的资源委员会推崇计划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政策带来了极大的弊端，后来形成的官僚资本主义无疑跟这一政策息息相关。战后国统区的通货膨胀，也与此有一定的关系。
人才选拔：
理论型VS实干型
1948年，应蒋介石的邀请，翁文灏成为行宪之后的第一任行政院院长。然而，恰恰就是在他任上，王云五所推行的金圆券政策导致了金融失调、物价飞涨的可怕局面。
面对经济的恶化，胡适向蒋介石推荐了两个青年经济学家蒋硕杰与刘大中。蒋硕杰与刘大中在经济理论方面造诣深湛，两人对以凯恩斯为代表的政府干预经济的观念都有深刻警醒。倘两人进入翁氏内阁，很有可能改变当时的计划经济运行模式。可惜翁文灏恰恰轻视这方面的经济理论，他更青睐实干型的人才，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类实干型的人才是“又快又便宜”。最终，两人没有进入政府。
分歧之源：
无为VS有为
上世纪30年代，胡适对翁文灏的人格是非常推崇的。1934年9月9日，胡适在《独立评论》第117号发表《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其中就提到了翁文灏的人格。胡适写道：照我这十几年来的观察，凡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化的震撼最大的人物，他们的人格都可以上比一切时代的圣贤，不但没有愧色，往往超越前人……朋辈中，如周诒春先生，如李四光先生，如翁文灏先生，如姜蒋佐先生，他们的人格崇高可敬，在中国古人中真寻不出相当的伦比。
到了1950年代，胡适似乎修正了他对翁文灏的判断。虽然翁文灏选择了回大陆，但他的孙女翁燕娟则选择留在台湾。晚年的胡适与翁燕娟有过书信往来，1961年10月25日，在回复翁燕娟的信中，胡适写道：我认识你爷爷（翁文灏）多年，我最奇怪的是他做一个机关首长，总不能得他手下人的爱戴，后来做了大官，我总听见人家说他“官派”太大，天天大骂下属，许多老朋友还不免。
翁文灏对下属的刻薄态度，可能也与他急功近利的行事作风有关。一个人，如果总是喜欢立刻见成效，他自然会催促他的下属，而一旦他的下属不能达到他的预期，自然会挨骂。这与胡适的行事作风恰好又是相反的。胡适主张无为，而翁文灏似乎主张有为。
从专业来分析，胡适的专业是哲学。这一教育背景让主张无为的胡适深谋远虑、不图近功，他相信无用之用必有大用的道理；而翁文灏的专业则是地质学，他是民国第一流的地质学家，地质学家需要亲自动手去考察勘探，这一专业背景似乎使他在做人处事上显得急功近利一些，他对专门人才的推崇、对计划经济的青睐、对下属的刻薄寡恩等等，似乎都与此相关。如果这一论断成立，我们似乎可以说：胡适是帅才，翁文灏是将才。
（摘自《南方都市报》 林建刚/文 2014年5月29日）
民国时期，胡适与翁文灏是极好的朋友。但1949年之后，两人的人生抉择却完全不同。这种人生抉择的背后，可能与他们的教育理念有关——在理念上，翁文灏求速成，略显急功近利；胡适则求远功，喜欢从长计议。
人才培养：
专门教育VS通才教育
1937年，面对日寇咄咄逼人的侵略态势，翁文灏与胡适曾就人才培养问题写信讨论。首先挑起这个话题的是翁文灏，1937年4月17日，他写信给胡适说：炼钢、炼铜……中国绝少专门人才，过去者已大后时，新来者未见其人。教育如不能供给国家所需要的人才，则教育为虚设。
当时，翁文灏与胡适都是中基会的董事，鉴于炼钢、炼铜等专门人才的匮乏，翁文灏希望胡适在筹划中基会的政策方针时侧重于专门人才的造就与培养。收到这封信之后，胡适于1937年5月17日写了一封回信。信中说：此时我所焦虑的是：兴学50年，至今无一个权威政治学者，无一个大法官，无一个法理学家，无一个思想家，岂不可虑？兴学50年，至今无一部可读的本国通史，岂不更可焦虑？在纯粹科学方面，近年稍有生色，但人才实尚甚缺乏，成绩更谈不到。故我以为中央研究院、北大、中基会一类的机关此时还应该继续注重为国家培养基本需要的人才，不必赶在人前面去求眼前的“实用”。无用之用，知之者希，若吾辈不图，国家将来必蒙其祸。
在胡适看来，与其过于追求眼前的“实用”，不如深谋远虑，为国家培养领袖之才。分析两人的分歧，一言以蔽之，翁文灏侧重于专门教育，胡适则更重视通才教育。
工业发展：
大干快上VS休养生息
此后不久，胡适应蒋介石的邀请前往美国，担任驻美大使。翁文灏则出任经济部长，主管中国的战时工业生产与经济建设。
翁文灏原本就喜欢求速效，加上当时处于战时状态，他的许多经济策略都带有浓厚的急功近利的色彩。不仅如此，当时翁文灏主持的资源委员会，更是大规模实施计划经济，大力推广国有企业、军事企业、重工业的发展，轻视民营企业、轻工业的发展。
对以翁文灏为首的资源委员会的做法，胡适不太赞同。1945年2月3日，胡适写信给资源委员会的成员王征说：关于我们曾讨论的一个问题，我近来也偶然想想，我还是感觉今日国内的朋友们太注重大规模的建设计划了。套一句老话：“为政不在多计划，在力行如何耳。”这一句两千年的老话，在今日仍有一部分的真实性。大乱之后，应该多注重与民休息。政治的纲纪不可不立，经济的骨干不可不有，交通的纲领不可不完成。
胡适希望通过“无为”的方式来谋求经济的发展，而非通过政府的计划与控制来发展经济。为求速效，翁文灏所主持的资源委员会推崇计划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政策带来了极大的弊端，后来形成的官僚资本主义无疑跟这一政策息息相关。战后国统区的通货膨胀，也与此有一定的关系。
人才选拔：
理论型VS实干型
1948年，应蒋介石的邀请，翁文灏成为行宪之后的第一任行政院院长。然而，恰恰就是在他任上，王云五所推行的金圆券政策导致了金融失调、物价飞涨的可怕局面。
面对经济的恶化，胡适向蒋介石推荐了两个青年经济学家蒋硕杰与刘大中。蒋硕杰与刘大中在经济理论方面造诣深湛，两人对以凯恩斯为代表的政府干预经济的观念都有深刻警醒。倘两人进入翁氏内阁，很有可能改变当时的计划经济运行模式。可惜翁文灏恰恰轻视这方面的经济理论，他更青睐实干型的人才，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类实干型的人才是“又快又便宜”。最终，两人没有进入政府。
分歧之源：
无为VS有为
上世纪30年代，胡适对翁文灏的人格是非常推崇的。1934年9月9日，胡适在《独立评论》第117号发表《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其中就提到了翁文灏的人格。胡适写道：照我这十几年来的观察，凡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化的震撼最大的人物，他们的人格都可以上比一切时代的圣贤，不但没有愧色，往往超越前人……朋辈中，如周诒春先生，如李四光先生，如翁文灏先生，如姜蒋佐先生，他们的人格崇高可敬，在中国古人中真寻不出相当的伦比。
到了1950年代，胡适似乎修正了他对翁文灏的判断。虽然翁文灏选择了回大陆，但他的孙女翁燕娟则选择留在台湾。晚年的胡适与翁燕娟有过书信往来，1961年10月25日，在回复翁燕娟的信中，胡适写道：我认识你爷爷（翁文灏）多年，我最奇怪的是他做一个机关首长，总不能得他手下人的爱戴，后来做了大官，我总听见人家说他“官派”太大，天天大骂下属，许多老朋友还不免。
翁文灏对下属的刻薄态度，可能也与他急功近利的行事作风有关。一个人，如果总是喜欢立刻见成效，他自然会催促他的下属，而一旦他的下属不能达到他的预期，自然会挨骂。这与胡适的行事作风恰好又是相反的。胡适主张无为，而翁文灏似乎主张有为。
从专业来分析，胡适的专业是哲学。这一教育背景让主张无为的胡适深谋远虑、不图近功，他相信无用之用必有大用的道理；而翁文灏的专业则是地质学，他是民国第一流的地质学家，地质学家需要亲自动手去考察勘探，这一专业背景似乎使他在做人处事上显得急功近利一些，他对专门人才的推崇、对计划经济的青睐、对下属的刻薄寡恩等等，似乎都与此相关。如果这一论断成立，我们似乎可以说：胡适是帅才，翁文灏是将才。
（摘自《南方都市报》 林建刚/文 2014年5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