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开辟海上粮道
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大元，正式即位称帝，并开始实施南下攻打南宋的计划。此时南宋占据着临安(今天的杭州)等地，忽必烈极其需要一条通道，把南方的粮食运到北方。惯于陆地作战的蒙古人不仅收纳了归降的南宋海军，拥有规模庞大的海洋战舰，大型的海洋货船，还从海盗那里得到了帮助，建立了从东南亚至波斯湾的海外贸易，以及一个稳定的海上粮食运输系统。
一
长江出海口处有几个岛屿，其中最大的一个为崇明岛。崇明岛四面环水，易守难攻，13世纪时已不受朝廷政府的控制，成为海盗的自由天堂。13世纪中叶，此地有两个著名海盗:朱清和张瑄，他们贩卖私盐，掳掠富商巨舶，最多时曾纠集海盗近千人，船只500艘，活动范围南至通海，北至胶东半岛和莱州湾，后被南宋招安。
1273年，朱清和张瑄背叛南宋，成为元水军的重要力量。3年后，元军攻占了临安，两个前海盗接到了一个任务：运送南宋库藏到当时元朝的首都元大都。又过了6年之后，忽必烈采纳丞相伯颜的建议，任命朱清、张瑄为海道运粮万户，负责海上漕运。漕船在今天的江苏省太仓县浏河装粮，经淮安、盐城入海，再往北行，沿着漫长的海岸线一直北上至今天的海河口，开辟了海上粮道。
朱清和张瑄两人全权负责海上运粮事宜。因利润丰厚，他们手下马上聚集了盐商、盐工、船主、渔民、漕运官员和水手几万人。半个多世纪里，海路都是元大都粮食供应的主要途径，到1341年达到了最高峰，运送量达360万石，在中国的历史上是空前的。
二
当时私人出海经商受到严格限制，一经发现全部家财都会被没收。但朱清和张瑄派出的商船是个例外，因为他们的贸易得到朝廷和高官的默许。朱张二人还可以自己印刷纸币，与官方发行的纸币相比，只是纸张稍黑而已。
朱张二人的权力很快就从海上扩展到陆地，成了中国东南部最富有、最有权势的人。月盈则亏，常常有官员向上递折子，对他们提出指控。但因着他们纵横大海的能力，元朝统治者不仅没有惩罚朱张二人的飞扬跋扈，还发布公告，宣称朝廷对他们完全信任。当时忽必烈就对丞相完泽说:“朱张有大勋劳，朕寄股肱，卿其卒保护之。”
1303年，忽必烈之子铁木耳病重，皇后摄政，有人抓住这个机会控告朱张二人谋逆。谋逆在当时是不可恕的重罪，皇后下诏将朱清、张瑄及其家人押解到北京，朱清一怒之下自杀，张瑄和他的儿子文虎被处死。
此后，朱张二人的财产，包括海上的船舰、陆上的土地和家中珠宝都被充公。因两人生前富甲一方，光核对和追查隐藏的财产就花费了6年工夫。
二人死后，朝廷将海运收归官有。他们死去一年之后，平江路(今苏州附近)的长官接管了海上运输的任务，大大简化了行政程序。机构设置虽有改善，但在运营海上贸易方面，政府远远赶不上朱清和张瑄，为了保持运输量，政府不得不雇佣(很多时候是霸占)私人的船舰，1309年5月北京发生饥荒，政府急需20万石米来挽救饥馑的灾民，结果运输过程中困难重重。
这些情况，让蒙古统治者开始重新思考：把海上粮食运输收归官办到底对不对？
1310年，皇帝对朱清和张瑄给予平反，令张瑄的长子掌管对日本的贸易。第二年，朱清一个精明强干的手下成功组建了800只船的舰队，并且押送了2773266石米到北京，此次运粮数量之多，今天来看也是一个奇迹。
经过这些事之后，元朝统治者意识到海上运输的复杂性，再次提升了海上运输官员的职位。
三
朱清和张瑄之后，另一个著名的被招安海盗家族，是澉浦杨氏家族。杨氏家族在宋朝就从事海上贸易，其中心人物杨发和朱清、张瑄一样受到南宋招安，后又投靠元朝。
1277年，忽必烈仿效宋朝，在现在的宁波、上海和澉浦设立了3个市舶司，全部归杨发管辖，杨家很快搬到海盐县澉浦镇居住。4年后，这里就变成了东南亚的重要商品集散地。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曾至澉浦，在其游记中写道：“这里是一个优良的港湾，所以从印度来的货船，经常都在这里停泊”。
朱清和张瑄倒台之后，1311年，因“澉浦杨家等有舟，且深知漕事”，杨发被封为海道运粮都漕万户，得到了更多的海上远行和贸易机会。
杨发死后，他的儿子杨梓继续他的事业。杨梓早年主要从事与日本和高丽等国的海上贸易，1293年曾随元兵南征爪哇 (今属印度尼西亚)，杨梓因为熟悉海路和东南亚风土民情，被任命为宣慰司官，随大臣伊克穆苏负责军事导航，前往招谕，胜利归来后，以功受封为安抚总司，后又任杭州路总管。
杨梓的儿子杨枢是中国著名的航海家，曾到达波斯湾附近的忽鲁模斯(霍尔木兹)，这是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地，郑和在第三次下西洋时方才到达。杨枢下西洋，比起郑和来早了111年。
从某种意义上说，杨氏家族取代了朱清和张瑄的地位，但元朝统治者对他们的管理更加严格。与朱张家族不同的是，杨氏家族的奢华生活一直延续到元朝结束，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才将他们铲除。
四
元朝统治者鼓励商人从事海上运输，事先付给高额运费，这种运输体系，可以让普通百姓免服运输粮食的徭役，政府也不必增加负担增设官僚机构来管理，号称“一代之良法”。《元史》上说“民无挽输之劳，国有储蓄之富”。
因此，除了朱清和张瑄倒台后那段时间，元朝一直实行这种政策——利用海盗和商人来运输粮食。元朝统治者征募海上商人的做法大大刺激了造船业。在1294年，最大的船也不过装载1000担米，随着海上运输的增多，船的承载量越来越大。到了1314年，最大的船可以装载8000到9000担米，最小的船也可装载一两千担，可见船只及其载重量的进步。
在鼓励海运的同时，元朝统治者也没有忘记陆运。为了航运顺利，1289年，元世祖下令开凿会通河，起自东平路须城县(今山东东平)，至临清抵达御河，全长250多里，建闸门31道。两年后，在郭守敬建议下，忽必烈又用280多万劳工，开凿了通惠河。元政府对入河船只的载重作出限制，初开会通河时，只允许150料的船只通过，商人们建造的船慢慢增长到300-400料甚至500料，这是朝廷付给商人高额运费，刺激商人建造船只的结果。但却造成了不良结果——因为航行船只过多，大运河上船舶的运输速度则减慢了。
但可惜的是元朝的海运政策没有被明朝继承，到了明代，刘家港和澉浦两个繁荣的海外贸易港口很快沉寂下来，被人遗忘。
（据《国家历史》）
一
长江出海口处有几个岛屿，其中最大的一个为崇明岛。崇明岛四面环水，易守难攻，13世纪时已不受朝廷政府的控制，成为海盗的自由天堂。13世纪中叶，此地有两个著名海盗:朱清和张瑄，他们贩卖私盐，掳掠富商巨舶，最多时曾纠集海盗近千人，船只500艘，活动范围南至通海，北至胶东半岛和莱州湾，后被南宋招安。
1273年，朱清和张瑄背叛南宋，成为元水军的重要力量。3年后，元军攻占了临安，两个前海盗接到了一个任务：运送南宋库藏到当时元朝的首都元大都。又过了6年之后，忽必烈采纳丞相伯颜的建议，任命朱清、张瑄为海道运粮万户，负责海上漕运。漕船在今天的江苏省太仓县浏河装粮，经淮安、盐城入海，再往北行，沿着漫长的海岸线一直北上至今天的海河口，开辟了海上粮道。
朱清和张瑄两人全权负责海上运粮事宜。因利润丰厚，他们手下马上聚集了盐商、盐工、船主、渔民、漕运官员和水手几万人。半个多世纪里，海路都是元大都粮食供应的主要途径，到1341年达到了最高峰，运送量达360万石，在中国的历史上是空前的。
二
当时私人出海经商受到严格限制，一经发现全部家财都会被没收。但朱清和张瑄派出的商船是个例外，因为他们的贸易得到朝廷和高官的默许。朱张二人还可以自己印刷纸币，与官方发行的纸币相比，只是纸张稍黑而已。
朱张二人的权力很快就从海上扩展到陆地，成了中国东南部最富有、最有权势的人。月盈则亏，常常有官员向上递折子，对他们提出指控。但因着他们纵横大海的能力，元朝统治者不仅没有惩罚朱张二人的飞扬跋扈，还发布公告，宣称朝廷对他们完全信任。当时忽必烈就对丞相完泽说:“朱张有大勋劳，朕寄股肱，卿其卒保护之。”
1303年，忽必烈之子铁木耳病重，皇后摄政，有人抓住这个机会控告朱张二人谋逆。谋逆在当时是不可恕的重罪，皇后下诏将朱清、张瑄及其家人押解到北京，朱清一怒之下自杀，张瑄和他的儿子文虎被处死。
此后，朱张二人的财产，包括海上的船舰、陆上的土地和家中珠宝都被充公。因两人生前富甲一方，光核对和追查隐藏的财产就花费了6年工夫。
二人死后，朝廷将海运收归官有。他们死去一年之后，平江路(今苏州附近)的长官接管了海上运输的任务，大大简化了行政程序。机构设置虽有改善，但在运营海上贸易方面，政府远远赶不上朱清和张瑄，为了保持运输量，政府不得不雇佣(很多时候是霸占)私人的船舰，1309年5月北京发生饥荒，政府急需20万石米来挽救饥馑的灾民，结果运输过程中困难重重。
这些情况，让蒙古统治者开始重新思考：把海上粮食运输收归官办到底对不对？
1310年，皇帝对朱清和张瑄给予平反，令张瑄的长子掌管对日本的贸易。第二年，朱清一个精明强干的手下成功组建了800只船的舰队，并且押送了2773266石米到北京，此次运粮数量之多，今天来看也是一个奇迹。
经过这些事之后，元朝统治者意识到海上运输的复杂性，再次提升了海上运输官员的职位。
三
朱清和张瑄之后，另一个著名的被招安海盗家族，是澉浦杨氏家族。杨氏家族在宋朝就从事海上贸易，其中心人物杨发和朱清、张瑄一样受到南宋招安，后又投靠元朝。
1277年，忽必烈仿效宋朝，在现在的宁波、上海和澉浦设立了3个市舶司，全部归杨发管辖，杨家很快搬到海盐县澉浦镇居住。4年后，这里就变成了东南亚的重要商品集散地。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曾至澉浦，在其游记中写道：“这里是一个优良的港湾，所以从印度来的货船，经常都在这里停泊”。
朱清和张瑄倒台之后，1311年，因“澉浦杨家等有舟，且深知漕事”，杨发被封为海道运粮都漕万户，得到了更多的海上远行和贸易机会。
杨发死后，他的儿子杨梓继续他的事业。杨梓早年主要从事与日本和高丽等国的海上贸易，1293年曾随元兵南征爪哇 (今属印度尼西亚)，杨梓因为熟悉海路和东南亚风土民情，被任命为宣慰司官，随大臣伊克穆苏负责军事导航，前往招谕，胜利归来后，以功受封为安抚总司，后又任杭州路总管。
杨梓的儿子杨枢是中国著名的航海家，曾到达波斯湾附近的忽鲁模斯(霍尔木兹)，这是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地，郑和在第三次下西洋时方才到达。杨枢下西洋，比起郑和来早了111年。
从某种意义上说，杨氏家族取代了朱清和张瑄的地位，但元朝统治者对他们的管理更加严格。与朱张家族不同的是，杨氏家族的奢华生活一直延续到元朝结束，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才将他们铲除。
四
元朝统治者鼓励商人从事海上运输，事先付给高额运费，这种运输体系，可以让普通百姓免服运输粮食的徭役，政府也不必增加负担增设官僚机构来管理，号称“一代之良法”。《元史》上说“民无挽输之劳，国有储蓄之富”。
因此，除了朱清和张瑄倒台后那段时间，元朝一直实行这种政策——利用海盗和商人来运输粮食。元朝统治者征募海上商人的做法大大刺激了造船业。在1294年，最大的船也不过装载1000担米，随着海上运输的增多，船的承载量越来越大。到了1314年，最大的船可以装载8000到9000担米，最小的船也可装载一两千担，可见船只及其载重量的进步。
在鼓励海运的同时，元朝统治者也没有忘记陆运。为了航运顺利，1289年，元世祖下令开凿会通河，起自东平路须城县(今山东东平)，至临清抵达御河，全长250多里，建闸门31道。两年后，在郭守敬建议下，忽必烈又用280多万劳工，开凿了通惠河。元政府对入河船只的载重作出限制，初开会通河时，只允许150料的船只通过，商人们建造的船慢慢增长到300-400料甚至500料，这是朝廷付给商人高额运费，刺激商人建造船只的结果。但却造成了不良结果——因为航行船只过多，大运河上船舶的运输速度则减慢了。
但可惜的是元朝的海运政策没有被明朝继承，到了明代，刘家港和澉浦两个繁荣的海外贸易港口很快沉寂下来，被人遗忘。
（据《国家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