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
莫让拆迁暴富者失掉精神家园
伴随着城镇化进程，“拆迁暴富”作为一个社会现象乃至社会问题进入公众视线。“拆一代”、“拆二代”依靠拆迁红利迅速实现了人生突破，实现了生活方式改变和社会流动。然而，“一群旧楼倒下去，一群富豪站起来”不仅改变了一些人的生存生态，还异化了他们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
“拆二代”暴富弃学也好，“拆一代”赌博、吸毒也罢，在一个习惯用财富来衡量生活好坏的时代里，“拆迁暴富”让一些人迷失在“钱眼”里，失去了奋斗目标和人生方向。作为被征地农民，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身份和职业的分离，是农民却丧失了土地，是市民却没有相应的职业。于是，一些一夜暴富却不知道怎么花钱的“拆一代”，最终走上了“只要一轻率，就会犯糊涂”的道路。
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认为，急剧的社会变迁，会导致物质文化和非物质的适应性文化在变迁速度上发生时差。对于被征地农民来说，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变迁滞后导致的文化失调，使得他们处于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的混合、杂糅状态。
对于许多被征地农民而言，“拆迁暴富”似乎已成为一道新的魔咒：一方面，农民大多数是低技能劳动者，不具备专门的理财知识和资本运作能力；另一方面，农民长期在物质生活上处于一种匮乏和压抑状态，难以建设强大的内心世界和丰富的精神生活，在巨额的财富面前，不少被征地农民失去了笃定的价值判断，落入了“物质丰盈、精神苍白”的俗套。
面对“拆迁暴富”，我们不能用“标签论”进行情绪化指责，而是要想方设法对被征地农民进行精神救赎——长期以来，拆迁补偿政策只注重对被征地农民物质损失进行补偿，却忽视了拆迁给他们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带来的颠覆性改变。
要帮助被征地农民树立正确的财富观、人生观，搭建就业创业平台；在社会保障、身份认同上，要给予被征地农民更多的公共服务，帮助他们实现角色转换；要丰富社区的文化体育活动，充实暴富后的精神家园……帮助被征地农民走出“拆迁暴富”的精神困境，离不开社区、街道和公共部门的多方合力。
（摘自《长沙晚报》 杨朝清/文2015年2月11日）
“拆二代”暴富弃学也好，“拆一代”赌博、吸毒也罢，在一个习惯用财富来衡量生活好坏的时代里，“拆迁暴富”让一些人迷失在“钱眼”里，失去了奋斗目标和人生方向。作为被征地农民，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身份和职业的分离，是农民却丧失了土地，是市民却没有相应的职业。于是，一些一夜暴富却不知道怎么花钱的“拆一代”，最终走上了“只要一轻率，就会犯糊涂”的道路。
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认为，急剧的社会变迁，会导致物质文化和非物质的适应性文化在变迁速度上发生时差。对于被征地农民来说，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变迁滞后导致的文化失调，使得他们处于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的混合、杂糅状态。
对于许多被征地农民而言，“拆迁暴富”似乎已成为一道新的魔咒：一方面，农民大多数是低技能劳动者，不具备专门的理财知识和资本运作能力；另一方面，农民长期在物质生活上处于一种匮乏和压抑状态，难以建设强大的内心世界和丰富的精神生活，在巨额的财富面前，不少被征地农民失去了笃定的价值判断，落入了“物质丰盈、精神苍白”的俗套。
面对“拆迁暴富”，我们不能用“标签论”进行情绪化指责，而是要想方设法对被征地农民进行精神救赎——长期以来，拆迁补偿政策只注重对被征地农民物质损失进行补偿，却忽视了拆迁给他们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带来的颠覆性改变。
要帮助被征地农民树立正确的财富观、人生观，搭建就业创业平台；在社会保障、身份认同上，要给予被征地农民更多的公共服务，帮助他们实现角色转换；要丰富社区的文化体育活动，充实暴富后的精神家园……帮助被征地农民走出“拆迁暴富”的精神困境，离不开社区、街道和公共部门的多方合力。
（摘自《长沙晚报》 杨朝清/文2015年2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