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大航海时代
孔子曾叹曰：“道不行，吾将乘桴浮于海。”惹得李白“直挂云帆济沧海”，苏轼欲“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实际上，在欧洲的大航海时代之前，的确有一个中国的大航海时代。在那个时代，中国是海上贸易的发起者、主导者，打造了绵延千年的海上丝绸之路。
宋高宗、明成祖的皇家海权时代
宋朝时期，因辽、金压迫北疆，西夏阻断西域，故贸易转向海外。于是乎，下海！下海！使海域大开，塞翁失马竟然开启了大航海时代。
南渡后，宋高宗从海路逃向温州，在江心屿上望海潮，望了数月，猛然开窍，发现“市舶之利最厚，所得动以百万计”。一到临安，他便号召对外开放，以开拓海疆为发展战略。从那时起，中国人就与阿拉伯人一道，控制了印度洋的海权。
宋高宗鼓励海商打造海船，还在海岸线上每隔30里建造一个灯塔，引导航行的海船，还请商人协助，组成了一支舰队。这支舰队，足以取代阿拉伯人在印度洋上长期掌握的制海权。
宋代的大宗商品是陶瓷。陶瓷的起点在瓯江上游的龙泉窑，出海口就在温州。从温州出发，由明州转口或直接走，往广州、泉州转口。南宋时期，朝廷全力经营海洋，使得“陶瓷之路”的分布范围比“丝绸之路”更广，贸易顺差也不断扩大。南渡之初，宋高宗捉襟见肘，因为海外贸易，财政收入很快恢复。到了宋孝宗一朝，财政规模全面超越北宋。
明初，虽有太祖“片板不许入海”令，但朱棣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宋朝向海洋发展的核心目标是“重商”，不知还有海权。朱棣渴望海权，郑和的庞大舰队下西洋，亦贸亦战。
民间海权力量的兴起
朱棣、郑和以后，皇家海权梦失落，民间海权梦方兴。嘉靖时，闽人吴朴著《渡海方程》，主张在海外置都护府，开市舶司。从东洋到西洋，从南洋到北洋，八万里水路，要设多少督护府？这样的眼光，已超越海防，含有以海权立国的思想。以都护府和市舶司，将郑和下西洋以来所赋予的“国家理由”，从军事和贸易两方面坐实。
美国著名军事理论家马汉认为，一国海权兴衰，取决于该国的民间海洋力量。明清两朝，如潮水般出海的闽人、遍布南洋和西洋的华侨，他们是中国海权的最重要的力量。遗憾的是，明清两朝的帝王们，从未赋予他们任何“国家理由”，反而把他们当作“天朝弃民”，国家乱党，必欲置之死地。在马汉看来，这是自弃海权。
朝廷不要海权，可民间出海人要，他们懂得海权是自己的命根子。于是，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纷纷兴起海商武装集团。这些集团较之倭寇大有改观，他们在更为广阔的世界和更加开放的时代，分享了世界地理大发现的成果和经济全球化的利润。
其中，最强的是郑氏集团。郑氏集团领袖郑芝龙，原名一官，闽南泉州人，他到过马尼拉和日本，会葡萄牙文，还懂卢西塔尼亚语，即犹太-葡萄牙语，为葡萄牙犹太人的秘密用语。他曾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做过翻译，参与过荷兰人劫掠中国商船。但荷兰人没有想到，就是他们身边这名不起眼的翻译，有一天会颠覆了他们在中国海的霸权。
当荷兰东印度公司——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商-军事复合体”横行中国海时，遭遇了郑氏集团，两个“海商-军事复合体”开战。最著名的一战是1633年的金门料罗湾海战，这一战，打出了中国民间海权。这一战使荷兰人屈服，“海上马车”在海上被颠覆。
从此，荷兰人放弃了垄断中国海上贸易的企图，转而承认郑氏集团的海权。此后，东印度公司与郑氏达成协议，开始向郑氏纳贡，所有海船在澳门、马尼拉、厦门、台湾、日本各港口间行驶，都须持有郑氏令旗，否则一律禁止。郑氏向往来海船征税，“每舶税三千金，岁入千万计”。
英明的君主、愚蠢的选择
明清鼎革之变，郑芝龙之子郑成功提出以海权争天下，这样的主张在中国是破天荒。此前，郑成功以“通洋裕国”向隆武帝进言，以之为国策，这在政治思想上也是第一次。郑氏还为这次“开拓海疆”赋予了一个“国家理由”——反清复明。
以这样的“国家理由”，郑成功收复台湾，接着派使者到吕宋向西班牙总督递交国书，谴责其屠杀华侨的罪行，联络各地甲必丹——华侨首领，叫他们断绝同吕宋交往。华侨势力，是中国民间海权的一部分，华侨势力消长，意味着中国民间海权的进退。郑氏时代，中国民间海权的基础是东南沿海及南洋，所有进入这些海域的列强，全部在郑氏的海权范围之内。
对于东南沿海的民间海权，刚刚入关的清朝视为大患，清朝以铁骑占有国土，尚难以顾及海权。南明退到海边，以中国民间海权力量与清朝抗争。欲灭民间海权，清朝不择手段，除海禁以外，更厉行迁界。康熙年间，三次迁界，从山东到广东，沿海居住民都被迁走，寸板不许下水，片物不许越界，违者杀无赦。在康熙皇帝这样文治武功的伟大君主面前，民间海权逐渐凋零。郑成功死后，这个在航海和自由贸易中成长起来的“海商-军事复合体”走到了尽头。
在铲除了郑氏集团之后，清廷设立了粤海关，建立起“十三行”贸易制度。清廷把海上贸易之路放弃了，专门做起摆摊的贩子，海上丝绸之路算是彻底画上了句号。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 2015年6月上）
宋高宗、明成祖的皇家海权时代
宋朝时期，因辽、金压迫北疆，西夏阻断西域，故贸易转向海外。于是乎，下海！下海！使海域大开，塞翁失马竟然开启了大航海时代。
南渡后，宋高宗从海路逃向温州，在江心屿上望海潮，望了数月，猛然开窍，发现“市舶之利最厚，所得动以百万计”。一到临安，他便号召对外开放，以开拓海疆为发展战略。从那时起，中国人就与阿拉伯人一道，控制了印度洋的海权。
宋高宗鼓励海商打造海船，还在海岸线上每隔30里建造一个灯塔，引导航行的海船，还请商人协助，组成了一支舰队。这支舰队，足以取代阿拉伯人在印度洋上长期掌握的制海权。
宋代的大宗商品是陶瓷。陶瓷的起点在瓯江上游的龙泉窑，出海口就在温州。从温州出发，由明州转口或直接走，往广州、泉州转口。南宋时期，朝廷全力经营海洋，使得“陶瓷之路”的分布范围比“丝绸之路”更广，贸易顺差也不断扩大。南渡之初，宋高宗捉襟见肘，因为海外贸易，财政收入很快恢复。到了宋孝宗一朝，财政规模全面超越北宋。
明初，虽有太祖“片板不许入海”令，但朱棣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宋朝向海洋发展的核心目标是“重商”，不知还有海权。朱棣渴望海权，郑和的庞大舰队下西洋，亦贸亦战。
民间海权力量的兴起
朱棣、郑和以后，皇家海权梦失落，民间海权梦方兴。嘉靖时，闽人吴朴著《渡海方程》，主张在海外置都护府，开市舶司。从东洋到西洋，从南洋到北洋，八万里水路，要设多少督护府？这样的眼光，已超越海防，含有以海权立国的思想。以都护府和市舶司，将郑和下西洋以来所赋予的“国家理由”，从军事和贸易两方面坐实。
美国著名军事理论家马汉认为，一国海权兴衰，取决于该国的民间海洋力量。明清两朝，如潮水般出海的闽人、遍布南洋和西洋的华侨，他们是中国海权的最重要的力量。遗憾的是，明清两朝的帝王们，从未赋予他们任何“国家理由”，反而把他们当作“天朝弃民”，国家乱党，必欲置之死地。在马汉看来，这是自弃海权。
朝廷不要海权，可民间出海人要，他们懂得海权是自己的命根子。于是，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纷纷兴起海商武装集团。这些集团较之倭寇大有改观，他们在更为广阔的世界和更加开放的时代，分享了世界地理大发现的成果和经济全球化的利润。
其中，最强的是郑氏集团。郑氏集团领袖郑芝龙，原名一官，闽南泉州人，他到过马尼拉和日本，会葡萄牙文，还懂卢西塔尼亚语，即犹太-葡萄牙语，为葡萄牙犹太人的秘密用语。他曾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做过翻译，参与过荷兰人劫掠中国商船。但荷兰人没有想到，就是他们身边这名不起眼的翻译，有一天会颠覆了他们在中国海的霸权。
当荷兰东印度公司——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商-军事复合体”横行中国海时，遭遇了郑氏集团，两个“海商-军事复合体”开战。最著名的一战是1633年的金门料罗湾海战，这一战，打出了中国民间海权。这一战使荷兰人屈服，“海上马车”在海上被颠覆。
从此，荷兰人放弃了垄断中国海上贸易的企图，转而承认郑氏集团的海权。此后，东印度公司与郑氏达成协议，开始向郑氏纳贡，所有海船在澳门、马尼拉、厦门、台湾、日本各港口间行驶，都须持有郑氏令旗，否则一律禁止。郑氏向往来海船征税，“每舶税三千金，岁入千万计”。
英明的君主、愚蠢的选择
明清鼎革之变，郑芝龙之子郑成功提出以海权争天下，这样的主张在中国是破天荒。此前，郑成功以“通洋裕国”向隆武帝进言，以之为国策，这在政治思想上也是第一次。郑氏还为这次“开拓海疆”赋予了一个“国家理由”——反清复明。
以这样的“国家理由”，郑成功收复台湾，接着派使者到吕宋向西班牙总督递交国书，谴责其屠杀华侨的罪行，联络各地甲必丹——华侨首领，叫他们断绝同吕宋交往。华侨势力，是中国民间海权的一部分，华侨势力消长，意味着中国民间海权的进退。郑氏时代，中国民间海权的基础是东南沿海及南洋，所有进入这些海域的列强，全部在郑氏的海权范围之内。
对于东南沿海的民间海权，刚刚入关的清朝视为大患，清朝以铁骑占有国土，尚难以顾及海权。南明退到海边，以中国民间海权力量与清朝抗争。欲灭民间海权，清朝不择手段，除海禁以外，更厉行迁界。康熙年间，三次迁界，从山东到广东，沿海居住民都被迁走，寸板不许下水，片物不许越界，违者杀无赦。在康熙皇帝这样文治武功的伟大君主面前，民间海权逐渐凋零。郑成功死后，这个在航海和自由贸易中成长起来的“海商-军事复合体”走到了尽头。
在铲除了郑氏集团之后，清廷设立了粤海关，建立起“十三行”贸易制度。清廷把海上贸易之路放弃了，专门做起摆摊的贩子，海上丝绸之路算是彻底画上了句号。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 2015年6月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