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励千万勇士上阵杀敌，让沦陷区人民看到希望
抗战歌曲筑起“另一道长城”
在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抗战歌曲让人们感受到了中华民族的坚忍和不屈，鼓励了千万勇士走上了和侵略者殊死搏杀的战场，也让沦陷区的人民看到了胜利的希望。《松花江上》《只怕不抵抗》《游击队歌》《义勇军进行曲》……彼时，这些歌曲筑起了保家卫国的“另一道长城”。
《松花江上》：歌声燎原
1936年，中共党员张寒晖在河北定县做地下工作。这年秋天的一个晚上，一位在东北军中做地下工作的同乡孙志远给他带来一本东北军67军军部出版的《东望》杂志，封面上印着爱国将领王以哲军长的亲笔题字：“我们何时能返那美丽的田园？又何时能救我亲爱的父老兄弟姐妹于水火之中？”短短几句话表达了每个流亡者的心声，也激发了张寒晖的创作热情。
入夜，张寒晖开始了歌曲的构思。睡梦中，他眼前好像又浮现出了东北难民对故土的无限思念和泣血呼唤，耳边好象听到了东北妇女跪在坟前的啼哭，这啼哭继而又转变成了定县城南那寡妇哭坟的声调……此刻，他猛然在妇女哭坟的音调中抓到了一个素材，反复琢磨着、哼唱着……在试唱时，连张寒晖自己都忍不住泪流满面，呜咽得唱不下去，身旁的学生和东北难民也跟着恸哭。
不久，周恩来在给武汉大学学生演讲《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时，感慨万端地说：“成千上万的青年无家可归，尤其是东北的青年一再地漂泊流浪，一再地尝受人世间的惨痛。一支名叫《松花江上》的歌曲真使人伤心断肠啊。”
由于《松花江上》悲哀的曲调及歌词催人泪下，结尾一连三个哭诉的问句更使人心碎。张寒晖心想，应该再写一首雄壮的歌曲，来鼓舞民众的信心。很快一首《干吗要悲伤》（又名《回答松花江上》）便酝酿成熟了。从此《松花江上》和《干吗要悲伤》便被当作姊妹篇一同演唱。就这样，伴随着《松花江上》的歌声燃起的抗日烽火成为了燎原之势，更多的热血青年伴着歌声走向了抗战沙场。
《游击队歌》：歌比人跑得快
抗日战争爆发后，贺绿汀参加了上海文化界救亡演出队第一队，从武汉、开封一直演到西安。在西安，贺绿汀应邀访问了八路军刚刚成立的一个炮兵团。指战员们指着一门门大炮兴奋地告诉他说：“咱们过去没有一门大炮，这些大炮都是缴获日本鬼子的。”此时，贺绿汀突然来了灵感，几天后，他在防空洞内完成了《游击队歌》的词曲创作：“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在密密的树林里，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地；在高高的山冈上，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没有吃，没有穿，自有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这首歌很快就传唱开了。1946年4月贺绿汀被调回延安，毛泽东对他说：“你的《游击队歌》写得很好啊！你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黄河大合唱》：民族怒吼
1938年10月30日，青年诗人光未然带领着抗敌演剧三队的同志们准备东渡黄河转入吕梁山抗日根据地。在黄河壶口下游的圪滩渡口，原来较宽的河面突然被挤在仅有几丈宽的峡口里，向下直奔狂泻，吼声震天动地。
在渡船上，只见桨手和舵手们随着划桨的节奏，一呼一应地呼喊着低沉有力的船工号子。此时，《黄河大合唱》的歌词已开始在光未然的心中酝酿。
1939年初，光未然在吕梁山行军时不慎坠马、左臂骨折被送进了延安边区医院。2月26日音乐家冼星海到医院看望光未然，他向光未然透露了想谱写大型音乐作品的愿望。5天之后，光未然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全部歌词创作。约在3月底，冼星海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全部曲谱。
1939年6月，周恩来观看了《黄河大合唱》演出后，立即挥笔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
《新四军军歌》：威震霄汉
1939年春，何士德被任命为新四军军部文化队队长。一次，何士德独唱了一首《歌八百壮士》。在场的陈毅感慨地说：“要是有我们新四军自己的一支歌就好了！”身旁的周恩来点头说：“好呀！你是诗人，你就写个歌词吧！”陈毅慨然应允。他以《十年》为题赋诗，后经叶挺、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李一氓等集体修改定稿，于6月发表在《抗敌》杂志上，署名为“集体创作，陈毅执笔”。
不久，何士德便接受了为新四军谱曲军歌的任务。
何士德用“前进！前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来表现人民军队一往无前的抗击精神和争取胜利的决心与信心，而且反复连续唱了三遍，一句比一句调子更为高昂。不久，《新四军军歌》传遍了大江南北。
《义勇军进行曲》：吹响号角
1935年2月，聂耳听说上海电通公司已经开拍的影片《风云儿女》的结尾处还需要一首主题歌，便找到了此片的编剧夏衍，要求写歌。据夏衍回忆：“我给他看了电影台本，这个剧本的故事他早就知道，所以他一拿到手就找到了最后那一首歌词。他连着念了两遍，很快地说，‘作曲交给我，我干。’等不及我开口，他已经伸出手来和我握手了。‘我干！交给我。’之后他又重复了一遍，‘田先生（歌词作者田汉）一定会同意的。’”为音乐表达的需要，聂耳在歌词中加进了三个“起来”，并在结尾处“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
进！”又加进了“前进！进！”，使
整个歌曲节奏更加浑然一体、
铿锵有力。就这样，聂耳终于成
功地把他对祖国的爱、对侵略
者的满腔仇恨及全国人民奋起
抗战的时代呼声，全部凝聚在了这首杰出的战歌之中。这首歌就是后来唱响全中国、闻名于全世界的《义勇军进行曲》。
新中国成立后，《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1978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式将《义勇军进行曲》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大刀进行曲》：报仇血恨
作曲家、音乐活动家麦新1914年12月5日生于上海。他创作的第一批歌词作品中就有冼星海谱曲的《九·一八纪念歌》和《只怕不抵抗》等。这一时期，麦新最成功的作品就是由他作词谱曲的《大刀进行曲》。
全面抗战暴发后，我二十九军大刀队与日本侵略军在宛平大王庙激战。据报载“日军二百余名，被宋部大刀队迎头痛击，被斩首者占三分之一。”大刀队抗日卫国的英勇精神，深深地震撼了年仅23岁的麦新。大刀队的英雄气概，在他心中化为艺术形象，他几乎是一气呵成地谱写出这首气壮山河的抗日战歌。
除此之外，抗战时期，一大批优秀的抗日救亡歌曲在中华大地广泛传唱，例如《保卫南京》、《在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等。它们作为一个不屈民族代代传承的精神财富，流传后世。
（摘自《解放日报》 王梦悦/文2015年8月4日）
《松花江上》：歌声燎原
1936年，中共党员张寒晖在河北定县做地下工作。这年秋天的一个晚上，一位在东北军中做地下工作的同乡孙志远给他带来一本东北军67军军部出版的《东望》杂志，封面上印着爱国将领王以哲军长的亲笔题字：“我们何时能返那美丽的田园？又何时能救我亲爱的父老兄弟姐妹于水火之中？”短短几句话表达了每个流亡者的心声，也激发了张寒晖的创作热情。
入夜，张寒晖开始了歌曲的构思。睡梦中，他眼前好像又浮现出了东北难民对故土的无限思念和泣血呼唤，耳边好象听到了东北妇女跪在坟前的啼哭，这啼哭继而又转变成了定县城南那寡妇哭坟的声调……此刻，他猛然在妇女哭坟的音调中抓到了一个素材，反复琢磨着、哼唱着……在试唱时，连张寒晖自己都忍不住泪流满面，呜咽得唱不下去，身旁的学生和东北难民也跟着恸哭。
不久，周恩来在给武汉大学学生演讲《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时，感慨万端地说：“成千上万的青年无家可归，尤其是东北的青年一再地漂泊流浪，一再地尝受人世间的惨痛。一支名叫《松花江上》的歌曲真使人伤心断肠啊。”
由于《松花江上》悲哀的曲调及歌词催人泪下，结尾一连三个哭诉的问句更使人心碎。张寒晖心想，应该再写一首雄壮的歌曲，来鼓舞民众的信心。很快一首《干吗要悲伤》（又名《回答松花江上》）便酝酿成熟了。从此《松花江上》和《干吗要悲伤》便被当作姊妹篇一同演唱。就这样，伴随着《松花江上》的歌声燃起的抗日烽火成为了燎原之势，更多的热血青年伴着歌声走向了抗战沙场。
《游击队歌》：歌比人跑得快
抗日战争爆发后，贺绿汀参加了上海文化界救亡演出队第一队，从武汉、开封一直演到西安。在西安，贺绿汀应邀访问了八路军刚刚成立的一个炮兵团。指战员们指着一门门大炮兴奋地告诉他说：“咱们过去没有一门大炮，这些大炮都是缴获日本鬼子的。”此时，贺绿汀突然来了灵感，几天后，他在防空洞内完成了《游击队歌》的词曲创作：“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在密密的树林里，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地；在高高的山冈上，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没有吃，没有穿，自有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这首歌很快就传唱开了。1946年4月贺绿汀被调回延安，毛泽东对他说：“你的《游击队歌》写得很好啊！你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黄河大合唱》：民族怒吼
1938年10月30日，青年诗人光未然带领着抗敌演剧三队的同志们准备东渡黄河转入吕梁山抗日根据地。在黄河壶口下游的圪滩渡口，原来较宽的河面突然被挤在仅有几丈宽的峡口里，向下直奔狂泻，吼声震天动地。
在渡船上，只见桨手和舵手们随着划桨的节奏，一呼一应地呼喊着低沉有力的船工号子。此时，《黄河大合唱》的歌词已开始在光未然的心中酝酿。
1939年初，光未然在吕梁山行军时不慎坠马、左臂骨折被送进了延安边区医院。2月26日音乐家冼星海到医院看望光未然，他向光未然透露了想谱写大型音乐作品的愿望。5天之后，光未然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全部歌词创作。约在3月底，冼星海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全部曲谱。
1939年6月，周恩来观看了《黄河大合唱》演出后，立即挥笔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
《新四军军歌》：威震霄汉
1939年春，何士德被任命为新四军军部文化队队长。一次，何士德独唱了一首《歌八百壮士》。在场的陈毅感慨地说：“要是有我们新四军自己的一支歌就好了！”身旁的周恩来点头说：“好呀！你是诗人，你就写个歌词吧！”陈毅慨然应允。他以《十年》为题赋诗，后经叶挺、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李一氓等集体修改定稿，于6月发表在《抗敌》杂志上，署名为“集体创作，陈毅执笔”。
不久，何士德便接受了为新四军谱曲军歌的任务。
何士德用“前进！前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来表现人民军队一往无前的抗击精神和争取胜利的决心与信心，而且反复连续唱了三遍，一句比一句调子更为高昂。不久，《新四军军歌》传遍了大江南北。
《义勇军进行曲》：吹响号角
1935年2月，聂耳听说上海电通公司已经开拍的影片《风云儿女》的结尾处还需要一首主题歌，便找到了此片的编剧夏衍，要求写歌。据夏衍回忆：“我给他看了电影台本，这个剧本的故事他早就知道，所以他一拿到手就找到了最后那一首歌词。他连着念了两遍，很快地说，‘作曲交给我，我干。’等不及我开口，他已经伸出手来和我握手了。‘我干！交给我。’之后他又重复了一遍，‘田先生（歌词作者田汉）一定会同意的。’”为音乐表达的需要，聂耳在歌词中加进了三个“起来”，并在结尾处“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
进！”又加进了“前进！进！”，使
整个歌曲节奏更加浑然一体、
铿锵有力。就这样，聂耳终于成
功地把他对祖国的爱、对侵略
者的满腔仇恨及全国人民奋起
抗战的时代呼声，全部凝聚在了这首杰出的战歌之中。这首歌就是后来唱响全中国、闻名于全世界的《义勇军进行曲》。
新中国成立后，《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1978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式将《义勇军进行曲》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大刀进行曲》：报仇血恨
作曲家、音乐活动家麦新1914年12月5日生于上海。他创作的第一批歌词作品中就有冼星海谱曲的《九·一八纪念歌》和《只怕不抵抗》等。这一时期，麦新最成功的作品就是由他作词谱曲的《大刀进行曲》。
全面抗战暴发后，我二十九军大刀队与日本侵略军在宛平大王庙激战。据报载“日军二百余名，被宋部大刀队迎头痛击，被斩首者占三分之一。”大刀队抗日卫国的英勇精神，深深地震撼了年仅23岁的麦新。大刀队的英雄气概，在他心中化为艺术形象，他几乎是一气呵成地谱写出这首气壮山河的抗日战歌。
除此之外，抗战时期，一大批优秀的抗日救亡歌曲在中华大地广泛传唱，例如《保卫南京》、《在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等。它们作为一个不屈民族代代传承的精神财富，流传后世。
（摘自《解放日报》 王梦悦/文2015年8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