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行绿色生产方式，加强农药管理是关键。前不久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切实加强产地环境保护和源头治理，深入推进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开展有机肥替代化肥试点。紧接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农药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围绕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将原由多部门负责的农药生产管理职责统一划归农业部门，解决重复监管、监管盲区并存的问题，严格全过程管理。
　　相关专家认为，依法对农药实行更加严格的管理，将从源头上治理农药滥用现象和农药残留超标，保障“餐桌上的安全”。
农药管理更严格
　　农药是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对防病治虫、促进农业稳产高产至关重要。中国农科院植保所研究员曹坳程介绍，使用农药，每年可挽救至少30%的农作物损失。据统计，2012年至2014年，我国农药年均使用量为31.1万吨。
　　由于农药使用量较大，加之施药方法不科学，带来生产成本增加、农药残留超标、作物药害、环境污染等问题。目前，我国农药平均利用率仅为35%，大部分农药通过径流、渗漏、飘移等流失，污染土壤、水环境，影响农田生态环境安全。
　　为有效控制“药害”，我国及时提出实施“农药零增长行动”。同时，限制高毒农药的使用和制定新的农药残留标准。据农业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我国已禁用30多种高毒、高风险农药。在农药残留标准方面，国家卫计委、农业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于2016年12月联合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新国标规定了433种农药在13大类农产品中4140个残留限量，基本涵盖我国已批准使用的常用农药和居民日常消费的主要农产品。
　　与此同时,农药管理领域的法律制度也随之更新。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郑凤田说，大家对农药是既爱又恨，一方面，农业生产离不开农药；另一方面，农药的滥用对食品安全带来影响，令消费者担忧。
　　郑凤田认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对《农药管理条例》进行修订，以调整现行规定在农药管理体制、制度等方面不适应形势发展的内容。
　　中国农药工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钟华认为，《农药管理条例(修订草案)》调整了农药管理体制，将改变农药管理“九龙治水”的现状。将农药生产管理职责统一划归农业部门并强化监管手段，表明国家对农药行业的管理更加明确，同时也更加严格，有利于解决重复监管、监管盲区并存的问题。
制度执行是关键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全面提升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水平，深入开展农兽药残留超标特别是养殖业滥用抗生素治理。新修订的《条例》围绕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进行顶层制度设计。比如，对农药生产经营实行许可制，建立进销货查验、质量检验和废弃物回收等制度，鼓励减少农药使用量，加强剧毒、高毒农药监管。同时规定，不得使用禁用的农药，不得扩大使用范围、加大用药剂量，也不能随意改变使用方法。剧毒、高毒农药不得用于防治卫生害虫，蔬菜、瓜果、茶叶、菌类、中草药材的生产，水生植物的病虫害防治。不得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使用农药等。
　　规定很严格，但有人不执行咋办？《条例》明确，生产经营者对农药安全和有效性负责，对有严重危害或较大风险的农药，要及时召回。对无证生产经营、制售假冒伪劣农药等违法行为，在保留原有处罚措施的基础上，增加了提高罚款额度，列入“黑名单”等惩戒方式。
　　惩戒最狠的一招，是对制假售假人员和企业实行禁业：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10年内不得从事农药生产、经营活动。农药生产企业、农药经营者招用此类人员的，吊销农药生产许可证、农药经营许可证。
　　郑凤田认为,《农药管理条例》修订后,关键还在于执行。现实中，生物农药价格贵、药效慢，价格不高、见效快的农药往往是剧毒的,这将给农业部门带来监管上的难题。此外，我国的农药生产、流通、销售环节存在诸多问题，比如经营企业数量多、规模小，监管力量不足。
　　郑凤田建议，针对生产者使用剧毒农药、农药残留超标等问题，可通过社会共治和第三方监管的途径解决,“消费者对农药是最敏感的,怎样将消费者的力量加入到监督体系中，加强第三方监管，值得考虑”。
　　据悉,农业部正抓紧制定《农药登记管理办法》《农药经营许可管理办法》《农药生产许可管理办法》等配套规章，为修订后的《农药管理条例》的正式实施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李钟华表示，随着相关操作细则的出台，农药管理制度将更具有可操作性。 陈磊 陈佳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