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一场流感波及10亿人
中世纪欧洲的“黑死病”留下了令人恐惧的回忆，成为“瘟疫”的代名词。其实，暴发于现代的另一场传染病，破坏力并不逊色，那就是始自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时至21世纪，疾病对人类文明的威胁挥之不去，重新审视百年前的那场灾难，启迪犹在。
（一）
人类对流感的记录几乎和医学的历史一样古老。拉丁语称流感为influential coeli，意为“上天的影响”，认为其暴发归因于星宿的运行。1889年俄罗斯大流感暴发时，人们已经开始将地理名称与这种流行病联系在一起。一般情况下，冠名权属于疾病首先出现的地方。
但“西班牙流感”不属此类。伊比利亚半岛不是病原体的发现地，甚至不是病情最严重的地区，只是因为该国并非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交战方，没有严苛的新闻管制，当疫情在全世界蔓延时，只有西班牙媒体在连篇累牍地报道。
没有人真正知道这种流感最初出现在何时何地。到1918年8月，病毒已在三座相距遥远的城市——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法国布列塔尼布雷斯特市、非洲西海岸塞拉利昂弗里敦市同时出现，这三个港口都在集结、运送数以万计的协约国士兵。
到1918年11月，瘟疫已像野火般传遍了世界，从化为瓦砾的欧洲战场到南太平洋上的世外桃源，从北极圈到热带雨林，这个20世纪初最可怕的“死神”肆意收割着刚从战乱中解脱的士兵和平民的生命。
英国《泰晤士报》用冰冷的文字描绘了“西班牙流感”的典型症状：很多患者在发病48小时内死亡，多数是被痰堵住气道导致窒息，血沫不断从鼻腔、耳朵和肺部涌出，胸腔充满液体，皮肤因缺氧而变成紫色、黑色或蓝色……“西班牙流感”的致死率为2.5%-5%，远高于普通流感的0.1%，主要威胁20岁到40岁的青壮年，死亡曲线呈诡异的“W”型。印度是疫情最严重的地区之一，1700万至2000万人死亡；在中太平洋的萨摩亚，死亡率高达25%，爱斯基摩人的死亡率也不低于这个数字。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人被感染，死亡67.5万人，令美国人1920年的平均寿命较之前暴跌12岁。
短短6个月内，“西班牙流感”波及当时全球17亿人口中的10亿，夺去了2500万-4000万人的生命，有观点甚至认为，死亡人数高达1亿。
（二）
21世纪的流行病学足够发达，但依然没有人可以彻底解释清楚，“西班牙流感”为何如此可怕、死亡率如此高。一个世纪前，由于缺乏知识，人们拿不出可靠的治疗方案，只能寄希望于患者自身的抵抗力。为了防止疾病扩散，许多城市限制市民前往公共场所，电影院、舞厅、体育馆等都被关闭一年多；政府对街道、住宅、公共交通工具和饮水设备进行消毒，严厉禁止随地吐痰和握手，隔离船只和火车，强制行人戴口罩……不少地区出现了稀奇古怪的民间疗法，如随身携带大蒜、硫磺、黄瓜、土豆等。
人们只知道，军营和城市拥挤的环境，战争期间糟糕的营养和卫生条件，以及数百万军人的频繁调动，对疾病的传播起到了关键作用。有人怀疑，这场瘟疫是德国发动的细菌战或是芥子毒气引起的。但问题是，德国也在一年内死亡了22.5万人。
1918年，抗病毒疗法尚不存在，人们病急乱投医，很多死亡病例可以归咎于阿司匹林中毒——当时的医疗机构建议每天服用30克阿司匹林，而今天人们认为，每天4克是安全剂量的上限。由于流感疫苗彼时尚未诞生，免疫接种自然也无从谈起。
更多时候，各国政府只能诉诸新闻审查来“控制”疫情。所有参战国——德国、奥匈帝国、法国、英国和美国，都在压制相关报道。
1918年冬季横扫全球后，“西班牙流感”于第二年岁末再度袭来，而后在1920年春季迅速而神秘地消失。突如其来的销声匿迹，令这场现代史上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传染病蒙上了更多诡异的色彩。由于没人知道致病原因，加上大多数死者遗体被当场火化，此后百年间，人们对什么造成了1918年的大流感所知有限。
正如历史学家所言，许多人对中世纪欧洲黑死病的恐惧大于对这场流感的恐惧。没有回忆录，很少有小说淡论这场伤心事，没有纪念活动，没有死者名单……与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破坏和残酷相比，这场可怕的疾病仿佛注定被大众遗忘。
（三）
只有医生和生物学家对“西班牙流感”耿耿于怀。1933年，三位英国科学家分离出了第一个人类流感病毒并命名为H1N1，从此，人们知道流感是由病毒造成的。到20世纪40年代，各国已开始大量生产流感疫苗，并开发了专门的抗病毒药物。在20世纪另外两次严重的流感大流行——1957至1958年的“亚洲流感”和1968至1969年的“香港流感”中，能够治疗继发性细菌性肺炎的药物投入使用，这种肺炎正是当年“西班牙流感”如此致命的主因。
探究“西班牙流感”罪魁祸首的努力也有了回报。1998年，美国国防病理中心下属的科学家在阿拉斯加永久冻土层发现了一具爱斯基摩女子的遗体，从中成功提取出病原体；2005年，研究人员确定了1918年流感病毒的基因序列。
研究表明，“西班牙流感”很可能是A型流感病毒中的H1N1病毒引发的，这可能是一种禽流感；它的致死率异常高，可能是由于人类的免疫系统对病毒过度反应，这也解释了为何年轻人的死亡率显著高于老人和儿童。然而，“西班牙流感”病毒并不比其他类型的毒株更致命，与其他年份流行的病毒也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它的肆虐很大程度上是世界大战的遗祸。
流感大爆发往往几十年就会出现一次。世界卫生组织一直在系统地监控流感病毒的变化趋势，以便提早做出预报。自1969年导致100多万人死亡的“香港流感”以来，全球范围的大流行未曾出现，但科学家认为它很可能还会出现，甚至早就应该出现了。下一个问题不是“会不会”，而是“何时、何地”，以及是否会像1918年一样致命。
人类能够而且理应从1918年那场灾难中汲取教训。今天，大部分国家的卫生和医疗水平大幅提升，应对流感的经验和能力显著改善，还开发了远超1918年水平的各类抗生素。即便如此，这些仍不足以使人类摆脱流感暴发的阴影。流感病毒有众多亚型和不同类型的毒株，且不断变异，人类永远不可能知道，某一年会有哪种“新型”毒株出现。
现在并非高枕无忧的时刻。在可预期的未来，传染病仍将是人类社会的周期性威胁。唯一的希望是，我们充分了解并汲取传染病大流行的教训，尽可能高效地加以应对。
（摘自《青年参考》 袁野/文2018年1月16日）
（一）
人类对流感的记录几乎和医学的历史一样古老。拉丁语称流感为influential coeli，意为“上天的影响”，认为其暴发归因于星宿的运行。1889年俄罗斯大流感暴发时，人们已经开始将地理名称与这种流行病联系在一起。一般情况下，冠名权属于疾病首先出现的地方。
但“西班牙流感”不属此类。伊比利亚半岛不是病原体的发现地，甚至不是病情最严重的地区，只是因为该国并非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交战方，没有严苛的新闻管制，当疫情在全世界蔓延时，只有西班牙媒体在连篇累牍地报道。
没有人真正知道这种流感最初出现在何时何地。到1918年8月，病毒已在三座相距遥远的城市——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法国布列塔尼布雷斯特市、非洲西海岸塞拉利昂弗里敦市同时出现，这三个港口都在集结、运送数以万计的协约国士兵。
到1918年11月，瘟疫已像野火般传遍了世界，从化为瓦砾的欧洲战场到南太平洋上的世外桃源，从北极圈到热带雨林，这个20世纪初最可怕的“死神”肆意收割着刚从战乱中解脱的士兵和平民的生命。
英国《泰晤士报》用冰冷的文字描绘了“西班牙流感”的典型症状：很多患者在发病48小时内死亡，多数是被痰堵住气道导致窒息，血沫不断从鼻腔、耳朵和肺部涌出，胸腔充满液体，皮肤因缺氧而变成紫色、黑色或蓝色……“西班牙流感”的致死率为2.5%-5%，远高于普通流感的0.1%，主要威胁20岁到40岁的青壮年，死亡曲线呈诡异的“W”型。印度是疫情最严重的地区之一，1700万至2000万人死亡；在中太平洋的萨摩亚，死亡率高达25%，爱斯基摩人的死亡率也不低于这个数字。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人被感染，死亡67.5万人，令美国人1920年的平均寿命较之前暴跌12岁。
短短6个月内，“西班牙流感”波及当时全球17亿人口中的10亿，夺去了2500万-4000万人的生命，有观点甚至认为，死亡人数高达1亿。
（二）
21世纪的流行病学足够发达，但依然没有人可以彻底解释清楚，“西班牙流感”为何如此可怕、死亡率如此高。一个世纪前，由于缺乏知识，人们拿不出可靠的治疗方案，只能寄希望于患者自身的抵抗力。为了防止疾病扩散，许多城市限制市民前往公共场所，电影院、舞厅、体育馆等都被关闭一年多；政府对街道、住宅、公共交通工具和饮水设备进行消毒，严厉禁止随地吐痰和握手，隔离船只和火车，强制行人戴口罩……不少地区出现了稀奇古怪的民间疗法，如随身携带大蒜、硫磺、黄瓜、土豆等。
人们只知道，军营和城市拥挤的环境，战争期间糟糕的营养和卫生条件，以及数百万军人的频繁调动，对疾病的传播起到了关键作用。有人怀疑，这场瘟疫是德国发动的细菌战或是芥子毒气引起的。但问题是，德国也在一年内死亡了22.5万人。
1918年，抗病毒疗法尚不存在，人们病急乱投医，很多死亡病例可以归咎于阿司匹林中毒——当时的医疗机构建议每天服用30克阿司匹林，而今天人们认为，每天4克是安全剂量的上限。由于流感疫苗彼时尚未诞生，免疫接种自然也无从谈起。
更多时候，各国政府只能诉诸新闻审查来“控制”疫情。所有参战国——德国、奥匈帝国、法国、英国和美国，都在压制相关报道。
1918年冬季横扫全球后，“西班牙流感”于第二年岁末再度袭来，而后在1920年春季迅速而神秘地消失。突如其来的销声匿迹，令这场现代史上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传染病蒙上了更多诡异的色彩。由于没人知道致病原因，加上大多数死者遗体被当场火化，此后百年间，人们对什么造成了1918年的大流感所知有限。
正如历史学家所言，许多人对中世纪欧洲黑死病的恐惧大于对这场流感的恐惧。没有回忆录，很少有小说淡论这场伤心事，没有纪念活动，没有死者名单……与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破坏和残酷相比，这场可怕的疾病仿佛注定被大众遗忘。
（三）
只有医生和生物学家对“西班牙流感”耿耿于怀。1933年，三位英国科学家分离出了第一个人类流感病毒并命名为H1N1，从此，人们知道流感是由病毒造成的。到20世纪40年代，各国已开始大量生产流感疫苗，并开发了专门的抗病毒药物。在20世纪另外两次严重的流感大流行——1957至1958年的“亚洲流感”和1968至1969年的“香港流感”中，能够治疗继发性细菌性肺炎的药物投入使用，这种肺炎正是当年“西班牙流感”如此致命的主因。
探究“西班牙流感”罪魁祸首的努力也有了回报。1998年，美国国防病理中心下属的科学家在阿拉斯加永久冻土层发现了一具爱斯基摩女子的遗体，从中成功提取出病原体；2005年，研究人员确定了1918年流感病毒的基因序列。
研究表明，“西班牙流感”很可能是A型流感病毒中的H1N1病毒引发的，这可能是一种禽流感；它的致死率异常高，可能是由于人类的免疫系统对病毒过度反应，这也解释了为何年轻人的死亡率显著高于老人和儿童。然而，“西班牙流感”病毒并不比其他类型的毒株更致命，与其他年份流行的病毒也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它的肆虐很大程度上是世界大战的遗祸。
流感大爆发往往几十年就会出现一次。世界卫生组织一直在系统地监控流感病毒的变化趋势，以便提早做出预报。自1969年导致100多万人死亡的“香港流感”以来，全球范围的大流行未曾出现，但科学家认为它很可能还会出现，甚至早就应该出现了。下一个问题不是“会不会”，而是“何时、何地”，以及是否会像1918年一样致命。
人类能够而且理应从1918年那场灾难中汲取教训。今天，大部分国家的卫生和医疗水平大幅提升，应对流感的经验和能力显著改善，还开发了远超1918年水平的各类抗生素。即便如此，这些仍不足以使人类摆脱流感暴发的阴影。流感病毒有众多亚型和不同类型的毒株，且不断变异，人类永远不可能知道，某一年会有哪种“新型”毒株出现。
现在并非高枕无忧的时刻。在可预期的未来，传染病仍将是人类社会的周期性威胁。唯一的希望是，我们充分了解并汲取传染病大流行的教训，尽可能高效地加以应对。
（摘自《青年参考》 袁野/文2018年1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