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盘活万重山
——临安白沙村原支书夏玉云谈林权改革
□本报记者 蔡希师
白沙村地处杭州临安区的最北端，因是太湖水系的发源地，又被称为“太湖源头第一村”。几十年来，该村经历了从“卖木头”到“卖山货”到“卖生态”，从“砍树”到“种树”到“看树”的演进，走出了一条生态、生产、生活“三生共赢”的山乡可持续发展之路。曾任该村村支书20余年的夏玉云，见证了白沙人从贫穷落后到如今的洋房小车：“通过林改，我们留下了绿水青山，也带来了金山银山。”
白沙村作为一个典型的山村，开门见大山，林多地少。以前，村民们靠山吃山，在山地里种些杂粮来维持温饱，青黄不接时还要依靠国家的救济粮。1983年，白沙村实行山林承包到户后，村民有了经营自主权。“大家急于致富，拿起斧头纷纷上山，卖木头、卖木碳。”夏玉云告诉记者，到了1987年，白沙村的森林覆盖率从原来的91.9%锐减到了60.4%。
常年伐木，严重破坏了村里原本优良的生态环境，惩罚随之到来。1988年，白沙村遭遇了一场特大暴雨，导致山体滑坡，房屋倒塌，道路冲垮，村落“遍体鳞伤”。能砍的树越来越少，收入来源也随之减少。“山光人穷”的恶性循环，让白沙村成了有名的贫困村，年轻人纷纷远走他乡。在大自然的警示下，残酷的现实让白沙村人认识到，树再砍下去，不光自己要没饭吃了，子孙的饭也要被吃光了。这是一条死路，改变势在必行。
1989年，白沙村按照上面的政策，实行封山育林。在林业专家的指导下，探索“扔掉斧头也能致富”的新路：开发利用非木质林产品资源，从卖木头转至卖山货。村干部带头，发展“山核桃+笋干+茶叶”的新产业，卖茶叶、卖笋干、卖山核桃。
放下斧头、靠上枝头的做法，让村民们尝到了甜头。1990年，全村砍伐了500立方米的木材，人均收入只有840元；1997年，全村只伐木30立方米，人均收入却达到了3400多元，其中来自非木质林产品的收入占到了90%以上。
但卖山货资源有限，农民收入要持续快速增长，突破的难度很大。“集体有山无力开发，群众有力无山开发”的窘境逐渐突显。村民们迫切希望，这片他们精心养护10年的青山，能带来更多的实惠。
1998年3月，临安根据中央政策，在乡村开展山林流转试点，将集体的统管山和农户手中的闲置林地推向市场。白沙村积极行动，于当年通过山林经营权流转，引进资金，开发临安首个以生态休闲旅游为特色的“太湖源生态旅游景区”，探索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景区开业当年，白沙村接待游客10万余人，旅游收入100多万元。村民们顺势在景区开设摊位和茶室，销售自产的茶叶、笋干、山核桃等土特产。仅此一项，每年就能收入300多万元。
2001年，政府进一步完善林权制度改革。白沙村延长了农民山林承包期，颁发了林权证，将旅游公司的山林使用权流转期限从25年延长至50年，进一步激发了村民和外来投资者的积极性。与此同时，借助太湖源景区的优势，白沙村的“农家乐”日益红火，看树赏景买山货，玩、吃、住、购一条龙，森林保护和生态旅游迈上了新台阶，名声日盛。
如今，全村已有农家乐、民宿经营户194户，床位近7000张，分布在9个自然村，带动了全村97%的劳动力，还吸纳了500多外来工。白沙这个太湖源头第一村，用实践谱写了一曲新时代乡村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和谐共赢之歌，被誉为“山区综合可持续发展的临安模式”。
■记者手记
林业产权制度改革，被一些专家称为是一场藏于绿叶之下的革命。山还是这座山，“吃”法变一变，效果两重天。白沙人的“三步曲”，实现了由卖木头、卖山货到卖生态的进步，演绎了一个“三生共赢”的完美故事。
在国家林业改革政策的推动下，如今的浙江山区，通过完善林权政策，明晰产权，规范管理，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逐步形成良性发展机制，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使山区、林业发生了巨大变化，释放了巨大的生态红利。 （下转第2版）
（上接第1版）
至2018年底，全省已建林业股份制合作组织5072家、家庭林场2223个，发展林业大户4202户、“林保姆”式专业户3.58万户，发放林地经营权流转证1379本，累计流转林地超过1600万亩。越来越多的山区农村像白沙村一样，走上了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双赢的发展之路。
林改一步棋，盘活万重山。据不完全统计，全省现有60多个县域、500多个乡镇、2000多个行政村、34万人直接从事森林旅游和休闲服务经营，带动社会就业136万人，人均收入3万余元。真正实现了资源增长、林农增收、生态良好、山区和谐的改革目标，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多赢。
白沙村地处杭州临安区的最北端，因是太湖水系的发源地，又被称为“太湖源头第一村”。几十年来，该村经历了从“卖木头”到“卖山货”到“卖生态”，从“砍树”到“种树”到“看树”的演进，走出了一条生态、生产、生活“三生共赢”的山乡可持续发展之路。曾任该村村支书20余年的夏玉云，见证了白沙人从贫穷落后到如今的洋房小车：“通过林改，我们留下了绿水青山，也带来了金山银山。”
白沙村作为一个典型的山村，开门见大山，林多地少。以前，村民们靠山吃山，在山地里种些杂粮来维持温饱，青黄不接时还要依靠国家的救济粮。1983年，白沙村实行山林承包到户后，村民有了经营自主权。“大家急于致富，拿起斧头纷纷上山，卖木头、卖木碳。”夏玉云告诉记者，到了1987年，白沙村的森林覆盖率从原来的91.9%锐减到了60.4%。
常年伐木，严重破坏了村里原本优良的生态环境，惩罚随之到来。1988年，白沙村遭遇了一场特大暴雨，导致山体滑坡，房屋倒塌，道路冲垮，村落“遍体鳞伤”。能砍的树越来越少，收入来源也随之减少。“山光人穷”的恶性循环，让白沙村成了有名的贫困村，年轻人纷纷远走他乡。在大自然的警示下，残酷的现实让白沙村人认识到，树再砍下去，不光自己要没饭吃了，子孙的饭也要被吃光了。这是一条死路，改变势在必行。
1989年，白沙村按照上面的政策，实行封山育林。在林业专家的指导下，探索“扔掉斧头也能致富”的新路：开发利用非木质林产品资源，从卖木头转至卖山货。村干部带头，发展“山核桃+笋干+茶叶”的新产业，卖茶叶、卖笋干、卖山核桃。
放下斧头、靠上枝头的做法，让村民们尝到了甜头。1990年，全村砍伐了500立方米的木材，人均收入只有840元；1997年，全村只伐木30立方米，人均收入却达到了3400多元，其中来自非木质林产品的收入占到了90%以上。
但卖山货资源有限，农民收入要持续快速增长，突破的难度很大。“集体有山无力开发，群众有力无山开发”的窘境逐渐突显。村民们迫切希望，这片他们精心养护10年的青山，能带来更多的实惠。
1998年3月，临安根据中央政策，在乡村开展山林流转试点，将集体的统管山和农户手中的闲置林地推向市场。白沙村积极行动，于当年通过山林经营权流转，引进资金，开发临安首个以生态休闲旅游为特色的“太湖源生态旅游景区”，探索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景区开业当年，白沙村接待游客10万余人，旅游收入100多万元。村民们顺势在景区开设摊位和茶室，销售自产的茶叶、笋干、山核桃等土特产。仅此一项，每年就能收入300多万元。
2001年，政府进一步完善林权制度改革。白沙村延长了农民山林承包期，颁发了林权证，将旅游公司的山林使用权流转期限从25年延长至50年，进一步激发了村民和外来投资者的积极性。与此同时，借助太湖源景区的优势，白沙村的“农家乐”日益红火，看树赏景买山货，玩、吃、住、购一条龙，森林保护和生态旅游迈上了新台阶，名声日盛。
如今，全村已有农家乐、民宿经营户194户，床位近7000张，分布在9个自然村，带动了全村97%的劳动力，还吸纳了500多外来工。白沙这个太湖源头第一村，用实践谱写了一曲新时代乡村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和谐共赢之歌，被誉为“山区综合可持续发展的临安模式”。
■记者手记
林业产权制度改革，被一些专家称为是一场藏于绿叶之下的革命。山还是这座山，“吃”法变一变，效果两重天。白沙人的“三步曲”，实现了由卖木头、卖山货到卖生态的进步，演绎了一个“三生共赢”的完美故事。
在国家林业改革政策的推动下，如今的浙江山区，通过完善林权政策，明晰产权，规范管理，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逐步形成良性发展机制，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使山区、林业发生了巨大变化，释放了巨大的生态红利。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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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018年底，全省已建林业股份制合作组织5072家、家庭林场2223个，发展林业大户4202户、“林保姆”式专业户3.58万户，发放林地经营权流转证1379本，累计流转林地超过1600万亩。越来越多的山区农村像白沙村一样，走上了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双赢的发展之路。
林改一步棋，盘活万重山。据不完全统计，全省现有60多个县域、500多个乡镇、2000多个行政村、34万人直接从事森林旅游和休闲服务经营，带动社会就业136万人，人均收入3万余元。真正实现了资源增长、林农增收、生态良好、山区和谐的改革目标，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多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