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人大会是我国“大跃进”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国性大会。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最感头痛的问题就是六亿人民的吃饭问题，几乎逢会必讲粮食。甚至可以说，开会时除了讲粮食还是讲粮食。尤其是最困难的1960年、1961年，粮食告急的报告不断送到周恩来、李先念等的办公桌上。周恩来当时被人送了一个雅号——“粮食调度总指挥”。直接管粮食的李先念副总理更心急如焚，常向各地负责人抱拳作揖，“求求大家救救京、津、沪”。为了使江西省同意外调三亿斤粮食，周恩来在餐桌上连喝了江西省委分管农业的书记处书记刘俊秀所敬的三杯酒，一杯酒就是一亿斤粮食！周恩来从1960年下半年到1961年关于粮食的谈话有记录的就有70多次。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就是在这种粮食严重短缺的历史背景下召开的。因此，它也必然与粮食问题息息相关。
　　据当时参与接待、负责生活的一位同志回忆：吃饭是十人一桌，大锅菜，不管你是中央领导，还是一般工作人员，都一样。
　　特别是安全保卫组为了保证会议供电、保证食品安全，有时会把供电局的工程师、负责人，还有负责食品供应的人找来开会，但每到快吃饭时就赶紧散会，不然就没有办法管人家的饭。有时实在不好意思，就把自己的饭票给人家，然后自己回家吃饭。做保卫工作的，每个驻地警卫组也就只一两个人属于在编人员，大会管吃管住。不在编的，大会不管饭。其实，实在是编制有限。前门饭店来来往往的那么多会议车辆，可就只有三个警察可以在会上吃饭，剩下的统统自己解决。大会规定的工作组就那么多人，超过是不行的。每次吃饭，桌子上都吃得光光的。四菜一汤，为了节约，都是大锅菜，大家连菜带汤一起吃。
　　有的县委书记回忆说，每次吃完饭，桌子上总是光光的，不论副食还是主食。好在经过工作人员的努力，还是做到了“两干一稀，大家满意”。
　　作为一次全国性会议来说，就餐问题本应是个完全不成问题的问题，在当时竟引起如此关注，足见当时粮食问题的艰难，也说明七千人大会的就餐都是与当时的粮食问题密切联系的。
　　在1962年春节前后，会议进入毛泽东倡导的“出气会”阶段，各省大致都是在春节前听取意见，即由地委、县委书记们“出气”，春节后检讨。而检讨的集中点也大多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在粮食问题上。
　　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春节前就作了检讨。他说湖北1958年大办钢铁，大办公社；1959年大办水利，大搞治山、治土；1960年夏季大搞开荒。这都表现了“左”倾蛮干。
　　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刘子厚在大年初二作检讨。刘子厚分三个时间段就粮食等问题作了检讨。
　　山西在1958年也是不断放粮食高产“卫星”。对此，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检讨自己有过两次头脑发热。他的检讨也没离开粮食问题。
　　在各省委作自我批评时，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也围绕粮食等问题作了自我检讨。
　　会上，党中央决定再把工业发展的速度调低一些，挤出工业用外汇，多进口一些粮食，以缓解地方的征购压力。还决定大量精简城市人口，1962年一年再精简2000万（1962年实际精简了1700万），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粮食全面紧张的局面。
　　七千人大会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党内有一种精神解放的氛围，使人们有限地探索一些较为敏感的问题，如农业生产的经营管理方式问题。由于集体生产不仅未出现预期的效果，反而饿死了人。这促使一些人在相对宽松的氛围下探讨适合实际情况的生产方式。这样，曾被批判的在安徽试行过的包产到户，在1962年春夏期间，又受到来自第一线的领导同志如邓子恢、陈云、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的支持和赞成，这使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地方明显增多。只是好景不长，不久又受到批判和压制而被迫再度取消。然而即使是短暂的休养生息，对增加粮食产量，也起了积极作用的。
　　刘少奇、周恩来等也在会议讲话中充分论述了粮食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共同探讨解决的措施和办法。这也为解决粮食问题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如周恩来在大会报告中强调：当前经济生活中最严重的问题，还是粮食问题。他提出，坚决精简机构，压缩城镇人口，精简职工人数，减少粮食供应，“是克服当前困难的最重要的一着，也是调整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他还就全国粮食危机状况向到会的各级干部算了细账、交了实底，使大家看到了形势的严重和中央的困难，又使大家明白了克服困难的具体办法，从而使他提出的调整措施后来能顺利落实。到1963年底，粮食形势就出现根本好转。
　　（据中共党史网 唐正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