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8月，一份《关于公示拟提拔干部名单的通知》在江苏沭阳县悄然问世。5年后，这一地方改革举措被写进《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并在全国推广。时任沭阳县委组织部长的张建欧、组织部干部科科长季书文讲述了“干部任前公示制”的出台经过。
　　1997年春天，江苏江沭阳县掀起一场反腐风暴，上至原县委书记、下至副科级干部，40多名贪官锒铛入狱。时任宿迁市委常委、副市长兼沭阳县委书记的仇和掀起了这场反腐风暴，但仇和更希望由这次“血的教训”带来一场干部任命制度的变革。“如果不在制度上改革创新，贪官还会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长一茬。”
　　仇和的思想火花让时任沭阳县委常委、组织部长的张建欧陷入了深思。在当时，干部任用完全是封闭式运作，程序也比较简单，主要是提名、考察、研究、任命这4个环节。显然，前3个环节要公开操作起来很难，而任命这个环节公开，公开到什么程度？在多大范围内公开？反复权衡，张建欧觉得还是适度公开比较稳妥。他把这一想法与几位副部长交换意见，没想到有的同志很难理解。这么多年来，干部任用工作一直强调保密纪律，这一公开，岂不“天下大乱”？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谁去调查核实？如果有几个公开后通不过，群众会不会责备组织部考察不严？这些问题很现实，也不无道理，他一时拿不定主意。
　　张建欧记得，1997年盛夏，他到食堂吃早饭，碰到仇和，把那个还捆绑着一大堆问题的“适度公开”和盘托出。仇和一听，把筷子一放，说：“好！不说‘适度公开’，就叫‘公示制’。”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县里有个机关和乡镇一把手参加的会议，仇和最后讲话，讲话时忽然冒出这么一句：“今后再提拔干部，一律实行公示制。”头回听到这么个新鲜词汇，大家面面相觑，仇和也没有解释。时任县委组织部干部科科长季书文也感到茫然。“座谈会结束后，张建欧部长把我叫过来，让我根据仇书记的意见起草个实行公示制的文件。我问了部里很多同志，大家也说不清楚“公示”的准确定义，猜测是个舶来语，仇书记在美国留过学嘛。那段时间，我特别忙，刚刚考察完一批干部。一边写考察材料，一边构思起草文件。没几天，县委常委会就开会研究了这批干部。在会上，仇和斩钉截铁地说：“‘公示制’就从这批干部开始！”
　　这样，全国第一个“干部任前公示制”应运而生。任前公示反响强烈，干部们受到触动，百姓们感到兴奋，用群众的话说，就是“干部选得准不准，先让群众审一审”。开始有人不信，说是做做样子的。但当第一批公示的17名干部，有个别人因被群众举报并经查实未被任用时，他们信了。据沐阳县委组织部统计，自1997年首批公示以来，在公示的1170人次中，根据群众举报调查核实后，有21人未被任用、17人暂缓任用。
　　后来，“公示”作为一项制度坚持下来，并逐步充实了公示的内容：既有被公示人的年龄、籍贯、学历，又有工作简历和拟提拔职务等，公示的时间从7天延长到10天，公示的形式也由一纸公文改为上报纸电视，同时取消了举报人须署实名等硬性规定。
　　1998年5月，一篇700字的《先“公示”后“加封”，沐阳提拔干部群众有了发言权》的消息在《宿迁日报》发表，一个月后，此稿被新华社作为通稿发出。“公示”随即走出沐阳，跳出宿迁，推及江苏，接着又被全国各省（区、市）纷纷借鉴。
　　1999年1月，在沐阳实行公示制一年半后，中组部派员到沐阳进行专题调研。2002年7月，中共中央下发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明确规定“实行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前公示制度”。
　　（摘自《党的生活》2008年第9期郭文献/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