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出意外,2021年4月,曾任工商银行重庆市开县支行车站储蓄所主任的冉隆君将重获自由,那时他67岁。
回顾不堪回首的往事,他感慨很多。
我把一个好老婆弄丢了
我出身贫寒,但性格倔强,从不服输,骨子里有股积极向上的精神。1981年7月,我师范毕业后分到一所乡镇学校,3年后任教导主任,1986年就当上了校长,在同学中晋升得最快。
毕业那年,在一次老乡聚会中我邂逅了一位美丽、善良又能干的农村姑娘。我们一见钟情,当年便走进了婚姻的殿堂。第二年我们有了乖巧聪明的女儿,后来,又添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儿子,还盖起了一栋“洋楼”。在同龄人中,我是一个事业有成,家庭温馨,形象健康,人人羡慕的佼佼者。
1988年,我调入县工商银行,很快被提拔为车站储蓄所主任。工作变了,环境变了,天天与钱打交道,渐渐地我成了钱的奴隶。老婆告诫我不要乱来,不要接触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开始我还能把握点分寸,但后来慢慢地被美酒、美女所诱惑,有了第一次就又有第二次。妻子开始提醒我,后来忠告我,最后是干预我,我都置若罔闻,觉得生活本该如此,男人有钱有权变坏一点很正常,不但不听她的劝,反倒觉得她太传统、太保守,跟不上形势,最后干脆把婚离了。
离婚时她的话我现在还记忆犹新:“我认识你时你还是个地道的农民,家境贫寒,人也长得不帅,认识我的人都说我是鲜花插在牛粪上。我当时是看你有文化,有责任心,将来一定有出息,真没想到你就这么点出息,才吃几天饱饭,才过几天幸福日子,你就喜新厌旧,你变了,你疯了,你会后悔的。”后来她含泪在离婚书上签了字。
离婚后更加肆无忌惮
我永远忘不了第一次被同事拖进娱乐场所的心路历程。开始我的心态是复杂的,一方面怕遇到熟人,另一方面感到对不起家人。但优雅别致的包厢,轻柔舒缓的音乐,味美色鲜的佳肴,靓丽迷人的小姐,很快让我的价值体系崩解。
第一次品味到风月场的乐趣后,我再也无法控制住自己,把自己的家当成了歇脚的客栈。这一切,妻子都看在眼里,但为了孩子,她一次次地原谅了我的背叛。
我与妻子离婚后,更像一匹脱缰的野马,想干啥就干啥。一个老乡知道我是银行主任,约我去陕西开煤厂,说稳赚不赔。当时我刚与妻子离婚,手里也没那么多钱,便找同事和朋友借了一些(这些钱要付15%年息),结果由于老乡酗酒误事,全赔了进去。后来又与人合伙办獭兔养殖场,后被揭露为骗局,不光赔了钱,还把自己搞得声名狼藉。1995年开始涉足股市,但是我啥也不懂,盲目介入,到最后当然是赔得一塌糊涂。
高消费,生意亏损,股票割肉,朋友们都知道我已成了“负翁”,借钱也没那么容易了。为了不在朋友面前失去“面子”,我从银行里骗取十余万把债务还清,希望能把“面子”挣回来,再找人借钱填补这个黑洞,结果事与愿违,我四处借钱依然碰壁。1997年正值亚洲金融风暴,银行紧缩银根,我铤而走险,携款38万元(共贪48万元),一时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
在四处逃窜中煎熬着灵魂
我对出逃没有精心策划,逃往何处更是茫然,我当时只是一时冲动,认为自己完了,这辈子彻底地完了。
1998年2月2日,我从开县坐出租车来到达州,惶恐不安地买了一张开往北京的火车票。车到郑州,因为停靠时间稍长,我就不由自主地提前下了车。联想到郑州是全国重要的交通枢纽,东南西北都要在此转车,一有风吹草动也便于逃窜,于是决定在此找一栖身之所。
在郑州市一偏僻的宾馆住下来后,不义之财不敢存入银行,只好用一普通提包装着,一天到晚提着也很疲惫。白天游荡在大街上,看到“工商银行”四个字心里就五味杂陈,既有对过去良好环境艰涩的怀想,也有被命运抛弃的迷茫、无助和孤单。
我出门第一就是怕碰到警察,看见穿警服的人都怕,就连那些穿“治安”服的保安也怕。有一次,我外出回到租住处时,看见租房外面有一辆警车,聚集了很多人。我什么也没问,坐上的士一口气跑了200多公里,中途换了两次车。出去躲了一个星期后,觉得没啥动静,就试着回到住处打听,原来是楼下房主为生意发生争吵,民警出面调解。这样的事后来也发生过好几次,总是疑神疑鬼,担惊受怕。恐惧在我的每个细胞里渗透、蔓延,自己就像被抛在茫茫无际的大海上,身子不断地下沉,下沉……
第二是怕见到熟人,为了遮人耳目,我经常更换衣服,一周一换,换了就扔。
我也游览过许多风景名胜,如:陕西秦始皇兵马俑、华清池、华山、少林寺、故宫、长城……数不胜数,但要我说出这些风景名胜的特色、特征,却几乎毫无印象。回想那段日子,至今还心惊肉跳。
我是逃犯,但我的身份证是真实的
“所有的逃窜都是一种苦难”。东奔西逃仅仅一年时间,我就把37万元赃款花得所剩无几。今后如何生存?直面现实,我不得不从长计议。
为了舒缓内心的紧张,我在成都找了一家私立学校教书,重拾老本行。在成都教书6年,吃住都在学校,生活清淡,衣着朴实。日常生活中,特别羡慕那些平凡夫妻的生活,以及他们柴米油盐的琐碎幸福。
2008年4月末,北京奥运会场馆相继完工的消息对我充满了诱惑,我决定去北京看看。
在列车上,乘警查身份证时我很平静。“同志,你的身份证有假,请跟我到办公室去一下。”我心知肚明,拎着行李到了乘警办公室,没等他们开口就说:“我是逃犯,但我的身份证是真实的。”当时的感觉是:10年了,我解脱了,也该了结了。后来我被关进北京铁路看守所,3天后,开县检察院派人来北京提审我,满口家乡话,一腔故乡音,让我感到非常亲切。我老老实实地交代了自己所犯的罪行,最后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
(摘自《检察日报》郑海啸 冉玲 黄顺祥 王海波/文 2009年5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