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救蔡畅
　　周恩来和李富春夫妇在法国时就相识。1921年，中共旅欧支部在法国巴黎办了一份《赤光》刊物。周恩来、蔡和森、李维汉、赵世炎、王若飞等人是刊物的主要撰稿人，年仅20岁的邓小平和李富春负责刻蜡版和油印，李富春还负责发行。蔡畅和母亲葛健豪当时在勤工俭学的学生中名气大，可以协助李富春发行。所以蔡畅也接触了刊物的工作，渐渐地与周恩来交往多了起来。
　　命中注定，他们的交往引来了一段生死之交的佳话。周恩来一共救过蔡畅三次命，使得他与蔡畅除了战友之情又多了一份生死之情。
　　1922年国内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停止后，法国政府也加紧了对中国留法学生的“监督”。和李富春结婚后的蔡畅先后在巴黎一家电灯厂和手帕厂做工。不久蔡畅怀孕了，身体很不好，生活主要靠母亲葛健豪出售自己的刺绣品维持。而李富春担负旅欧支部的领导工作，不仅要做工，还要做党组织的联络工作。为了节省房租，他们一家居住在一个大筒子楼似的宿舍里。有几日，蔡畅突然发起了高烧，葛健豪正巧外出做工，李富春去外地做联络工作，没有在家。
　　蔡畅一连发高烧3天，滴水未进。昏昏沉沉中，蔡畅几次想出门求救，均因无力站立而放弃。说来也巧，周恩来因为《赤光》刊物的事情找蔡畅。他敲门，里面却没有人答应，以为蔡畅没在家，便折身下楼。然而心细的周恩来走到楼梯口，发现属于蔡畅名下的牛奶积了3瓶。他赶紧返身上楼，果断地翻窗进去，发现蔡畅已昏迷不醒。周恩来将蔡畅送到最近的一家医院救治，并且垫付了医疗费。
　　1928年在上海，周恩来再次救了蔡畅。大革命时期，李富春夫妇和周恩来夫妇都在上海从事地下党工作。有一段时间，蔡畅因为连日组织纺织厂的女工罢工，奔波甚急，疲劳过度，在回家的马路边突然晕倒，不省人事。
　　正值大革命失败，昔日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变成了白色恐怖地带，警察和警车日夜不停地行驶在各条马路上，居民们不敢轻易上街闲逛。而蔡畅却在这个时候晕倒在马路边，许多行人不敢上前搭救。这时留着大胡子、化装成商人的周恩来坐着黄包车路过，他看见路边围着一群人，以前遇到这种情况，周恩来总是快速离开，以防便衣特务故意放出“诱饵”引诱地下党“上钩”。而这次，他却鬼使神差地让黄包车停下来。他上前一看，不由得吃了一惊，倒地的竟是蔡畅！
　　他立即将蔡畅快速送到医院，等李富春接到消息赶来时，蔡畅已经脱离危险，苏醒了过来。
　　解放初期在中南海，周恩来第三次相救蔡畅。1950年，蔡畅从东北进北京，住在北京东四一个胡同里。那时李富春还在东北工作。一次中南海开会，蔡畅突然在会场上胃病发作，开始她还忍着，可她惨白的脸色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他连忙上前搀扶蔡畅离开会场，并用自己的汽车亲自送蔡畅到医院医治，幸亏治疗及时，避免了胃部的大量出血。
　　最后的告别
　　1975年6月16日，蔡畅在北京饭店理发，她突然看见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惊奇地问：“是不是总理也来了？”
　　她话音未落，周恩来在医护人员的搀扶下，缓慢地走向他常去的房间。此时周恩来的身体已异常虚弱，但是他要在生命最后的时刻将他以前常去的地方再走一遍，和当年为他服务的工作人员做个告别。这天他正好来到北京饭店，和以往一样先到他办公休息的房间，然后又请理发师傅为他理发。蔡畅看见周恩来来了，也不等自己理好发，就急切地到周恩来的房间看望。周恩来见蔡畅来了，也感到意外，吃力地站立起身子，握住蔡畅的手。
　　这种握手他们是那么地熟悉，可是此时握手，他们却相视默默，许久说不出一句话。和蔡畅相伴了53年的李富春在半年前刚刚离世，周恩来抱病从医院赶到李富春追悼会现场，目送老战友走完最后一程。而此时的周恩来也已快到生命的尽头……
　　蔡畅用凝视的目光打量着周恩来，总理憔悴瘦弱的面容引起她的极度不安。她握着总理的双手，忧伤地说：“恩来，按理你比我大两岁，可是50多年你一直叫我大姐，今天看见你这样瘦，大姐心痛啊！”周恩来也感慨地说：“你是我们革命的大姐，富春都叫你大姐，我当然要叫你大姐啦！”
　　这时，蔡畅声音有点哽咽了。她用手掌轻轻地拍击着周恩来的后背，像是鼓励像是安慰也像是最后的告别。
　　蔡畅离开周恩来时，几乎没有抬头，立即转身而去，因为她已泪流满面。望着蔡畅步履蹒跚、不断抽泣的背影，周恩来的视线也模糊了。
　　半年之后，周恩来走了，永远地走了。1990年9月，度过了90寿辰后，蔡畅留下“丧事从简，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的遗嘱，安详离世。
（摘自《作家文摘》顾保孜/文2012年4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