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西单民族大世界古建筑恢复已列入了日程。这片古建筑群所占据的两跨四合院，分为东西两路（石虎胡同7号院、8号院）。由于这两处院落紧紧相邻，在很多史料中，便将两处院落的事混为一谈。其实东西两路有着不一样的风格，也有着不一样的故事。
一
　　石虎胡同7号院明代时为延凌会馆,又称常州会馆或武进会馆。
　　明末，有个武进人名叫董心葵，是个市井无赖，在北京结交了东厂、锦衣卫的人，便借势招摇。一次，他偶然路过石虎胡同，看到延凌会馆门也倾斜了，墙也残缺了，就认为奇货可居，可以借此谋利，就出大钱把会馆整饰一新。
　　此时有一个叫周延儒的万历进士，崇祯二年（1629年）任了东阁大学士，后来当上了宰相，董心葵就想巴结他，便将这个宅院给了周延儒。这里就成了周延儒的府第。
　　崇祯十五年（1642年），清兵打来，周延儒惊慌失措，请来僧道百人，在石虎胡同口设大法场，诵《法华经》第七卷，喧嚣一场。
　　崇祯十六年（1643年），清兵逼近京畿，周延儒自请督师，驻通州,避敌不战，虚报战功。不久就被人以十大罪状指控，被皇帝赐死，自杀而终。他在这个宅院总共住了14年。
二
　　清初，7号院成了吴额驸府。吴额驸，即吴三桂之子吴应熊。顺治十年（1653年），他娶清太宗皇太极第十四女为妻。
　　民国年间出版的张江裁著《燕京访古录》中说，这里“共和11年，有人于宅掘出蟋蟀盆，用青泥制成，状极古雅。盆底有‘月如’二字，即三桂之号也”。在吴三桂之子的府第里，发现吴三桂用过的蟋蟀盆，这也是这个宅院确为吴额附府的佐证。
　　康熙年间，吴三桂举兵叛乱自立为帝，吴应熊亦因此被族诛，这个宅院又被没收。
三
　　雍正二年（1724年）清政府分设左右两翼宗学，培养宗室弟子，右翼宗学便设在了被没收的7号院。
　　宗学，就是专为宗室（清显祖塔克世的本支子孙皇族）所设的官学。八旗宗室按左右翼（清代制度分八旗为左右两翼：左翼是厢黄、正白、厢白、正蓝四旗，居京城的东半边；右翼是正黄、正红、厢红、厢蓝四旗，居京城的西半边）分设宗学，主要接受王、贝勒、贝子、公、将军等级和闲散宗室的18岁以下的子弟入学读书。
　　大约在乾隆十年（1745年）至十九年（1754年）间，曹雪芹曾经在右翼宗学工作，可能是当教员或从事抄写之类的杂役。在这里他与宗学学生敦敏、敦诚兄弟结识，并成为好朋友。也就是在这里，曹雪芹开始构思那部千古不朽的名著《红楼梦》。后来，曹雪芹迁居西山，专心于《红楼梦》的写作。
　　乾隆十九年（1754年），这个宅院房子“糟朽破坏”，右翼宗学迁往瞻云坊以南的绒线胡同。
四
　　上世纪20年代，蔡锷的老师梁启超为了纪念他，打算创立松坡图书馆，“松坡”是蔡锷的字。1918年，梁启超和丁文江、张君劢等到欧洲游历，搜集图书。并向北洋政府申请建馆用房。政府便将7号院拨给他们创办了松坡图书馆。
　　1924年6月1日,用来存放外文图书的松坡图书馆第二馆开放，在这里参加筹备和服务的有梁启超、丁文江、蒋方震、蹇季常、张君劢、徐志摩等。
　　当时社会正时兴私人俱乐部式的周末聚会，徐志摩便发起了以石虎胡同7号为俱乐部的聚餐会，每两周聚餐一次，经常来参加聚会的有胡适、陈西滢、林徽因、林语堂等作家文人，也有梁启超、林长民等社会名流。聚餐会后来逐渐发展壮大，演变成为著名的新月诗社。
　　1929年1月，梁启超去世。不久，蹇季常也去世。松坡图书馆无人执掌，经费难筹，只好把图书都搬到了北海快雪堂的松坡图书馆第一馆。
五
　　光绪宣统年间，石虎胡同7号院、8号院全被收归国有。朝廷打算在这两院建立海军部，与东城铁狮子胡同的陆军部遥遥相对，一“石虎”,一“铁狮”,以显固若金汤。不过计划尚未实施，清室就已倾颓。
　　1912年11月，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不久，蒙藏事务局就呈报大总统，设立“蒙藏学校”。民国二年（1913年），“蒙藏学校”正式诞生，成为民国后第一所专门招收蒙古族学生的国立官费学校。
　　蒙藏学校起初在西安门内，教室少，学生宿舍又远，不便管理，校长达寿便申请3万多银元建校舍，不过当时国库空虚，没能力建校。财政部便从1916年8月起把8号院租给蒙藏学校办学。租约中说：“本校租到财政部官产处官房一所，坐落于石虎胡同，共计大小房屋103间。约定租期以10年为限，每月付给修费洋70元。”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委，对蒙藏学校十分关心和重视。民国十二年（1923年），李大钊、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先辈还到学校指导开展革命工作。
　　1931年3月24日，为了扩充校舍蒙藏学校与松坡图书馆正式立契，以现洋9000元买下了松坡图书馆所在的7号院。并将8号院和7号院中间的院墙拆除，两院相通，学校便形成了东西两路建筑。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月，学校更名为国立北京蒙藏学校。
（摘自《法制晚报》 王海荣 崔毅飞/文 2013年4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