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个租界形成始末
在长达百年的时间里，租界作为列强侵略中国的跳板，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谁知它的出现，竟然是一名英国领事和一名中国地方官交易的结果。
中国商人主动巴结，英领事挤进上海城
鸦片战争后，在侵略者的炮口下，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上海等五个沿海城市被开辟为通商口岸。条约签订之初，散居在上海的英国商人和传教士只有25人。但参加条约签订的英国侵略军头子璞鼎查认定中英贸易会迅速增长，来华的英国人将大幅增加。
1842年12月，璞鼎查推荐巴富尔上尉为首任英国驻上海领事，并交给他一项重要任务——为英国人寻找长期定居地。1843年11月8日晚，巴富尔带着六名助手来到上海。第二天一早，他就赶往道台衙门，拜会上海的地方官——道台宫慕久，开门见山地说：“道台大人，根据贵我两国签署的条约，上海已被辟为通商口岸。我此次登门就是要和道台大人商讨具体开埠时间的。”
作为清政府的地方官，宫慕久当然不敢对朝廷签署的条约存有异议，于是双方很快就达成了一致意见。看到宫慕久这么爽快就敲定了开埠日期，巴富尔不露声色地说：“我初来贵地，今后与大人会常来常往。如果不嫌麻烦的话，能否请大人帮忙在城内物色一块地供建领事馆之用?”
宫慕久想想今后如果华洋杂居，难免会闹点乱子出来，到时朝廷怪罪下来，自己可担待不起。他强压心中的不悦，定了定神说：“领事先生，上海县城素有‘小苏州’之称，人口众多，城内已拥挤不堪，实在没有多余的地方可供建馆。如果领事不嫌，我倒愿意代劳在城外替领事寻觅。”
宫慕久的拒绝让巴富尔很是懊恼，但他哪肯罢休。他一边派人在城内四处寻找出租房，一边对宫慕久施压。正当双方谈判陷入僵局时，一名中国商人主动找到巴富尔，愿意出租其房屋给巴富尔作领事馆用。巴富尔马上就租下了这座有52间房的老宅。
事已至此，宫慕久也只好以此处不扰民为由奏报朝廷，朝廷予以默认。
谈判持续两年，每亩租金仅1500文
巴富尔在上海安身后不久，就发布通告，宣布上海于1843年11月17日正式开埠。不久，11家洋行拥入上海滩。英国传教士、医生、领事馆人员等也纷至沓来。与此同时，从国内各地赶来的冒险家、暴发户、买办、金融家、商人甚至帮会流氓等各色人等也汇集于此。
由于上海普通百姓之前很少看到过洋人，每当看到洋人成群结队招摇过市时，百姓们都不免好奇。洋人们吃饭、穿衣、喝茶甚至走路等一举一动都有路人围观。同时，一些洋人仗着清廷软弱，到处滋事，因此华洋之间纠纷和摩擦不断。一次，一位基督教徒因为非作歹被拘捕，巴富尔为迫使清政府放人竟威胁出动军舰，事情最后以宫慕久放人并道歉收场。
事后，巴富尔又不失时机地来拜会宫慕久：“道台大人，我们之间的很多不愉快都是因为我们没有一块自己的居住地。我看中了县城外黄浦江边的那块荒滩，不知大人能不能卖给我们作居住用。”巴富尔想买下整片土地，然后再分租转让给侨民。
听罢巴富尔的建议，宫慕久摆了摆手：“按照大清律例，土地是不能卖给你们的。但是租给你们是可以的。”
其实，宫慕久也有这样的想法。为避免纠纷，他几天前曾向两江总督璧昌和江苏巡抚孙善宝建议：给洋人一块地，实行华洋分居。但是两人既没有说同意，也没有说不同意，而是把上海地方对外交涉全权交给宫慕久一个人办理，让他自己定夺。明知是上司有意推脱责任，宫慕久也不得不接过这个烫手山芋。
在其后的两年间，巴富尔与宫慕久为租地进行了时断时续的谈判，最后双方就租地范围、租地手续、外侨应遵守事项等达成谅解。1845年11月29日，宫慕久公布了《上海土地章程》23款。这个被视为上海租界“根本大法”的章程划定了租界界址：南至洋泾浜（今延安东路）、北至李家场（今北京东路）、东至黄浦江、西至界路（今河南中路，1846年确定），面积约830亩，每亩年租金1500文。章程的出台标志着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租界——英租界的出现。
租界建在“棚户区”，最初由清政府管理
在早期英租界，领土主权、土地管辖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等还归清政府掌管。
不久，住在上海城内的外国侨民陆续迁入租界。为防止华洋纠纷，巴富尔与宫慕久协商后还规定，租界内不准中国居民居住。到了后来，规定更加苛刻，华人只被允许白天进入租界做买卖，晚上必须回城，就连洋人雇的华人佣人也不得与主人同住。那时租界里的人口也很少，据记载，在租界出现两年后，外侨人数也仅有134人。租界里的生活设施也不健全，建筑基本上是一片“棚户区”。
英租界当局乘局势动荡之际，逐渐夺取了对租界内华人的司法管辖权，独揽了租界内一切诉讼案件。此后，英租界当局多次单方面修改《上海土地章程》，权力不断扩大。租界逐渐发展成为集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警务权、军事权于一体，中国政府无权制约的“国中之国”。在租界内，华人备受洋人凌辱，洋巡捕甚至拿中国人当活靶子，练习射击。娼妓、赌博，贩卖毒品和人口等成了受租界当局保护的公开行当，租界成为了“罪恶”的代名词。
继英租界后，法国、美国等国也争先恐后地在中国设立租界。到1902年奥匈帝国在天津开辟租界为止，列强已先后在中国建立了27个租界，仅天津一地就有八处之多。直到1943年，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才通过谈判收回了租界，结束了这段长达百年的屈辱历史。
（摘自《时代邮刊》 追忆/文2014年第2期）
中国商人主动巴结，英领事挤进上海城
鸦片战争后，在侵略者的炮口下，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上海等五个沿海城市被开辟为通商口岸。条约签订之初，散居在上海的英国商人和传教士只有25人。但参加条约签订的英国侵略军头子璞鼎查认定中英贸易会迅速增长，来华的英国人将大幅增加。
1842年12月，璞鼎查推荐巴富尔上尉为首任英国驻上海领事，并交给他一项重要任务——为英国人寻找长期定居地。1843年11月8日晚，巴富尔带着六名助手来到上海。第二天一早，他就赶往道台衙门，拜会上海的地方官——道台宫慕久，开门见山地说：“道台大人，根据贵我两国签署的条约，上海已被辟为通商口岸。我此次登门就是要和道台大人商讨具体开埠时间的。”
作为清政府的地方官，宫慕久当然不敢对朝廷签署的条约存有异议，于是双方很快就达成了一致意见。看到宫慕久这么爽快就敲定了开埠日期，巴富尔不露声色地说：“我初来贵地，今后与大人会常来常往。如果不嫌麻烦的话，能否请大人帮忙在城内物色一块地供建领事馆之用?”
宫慕久想想今后如果华洋杂居，难免会闹点乱子出来，到时朝廷怪罪下来，自己可担待不起。他强压心中的不悦，定了定神说：“领事先生，上海县城素有‘小苏州’之称，人口众多，城内已拥挤不堪，实在没有多余的地方可供建馆。如果领事不嫌，我倒愿意代劳在城外替领事寻觅。”
宫慕久的拒绝让巴富尔很是懊恼，但他哪肯罢休。他一边派人在城内四处寻找出租房，一边对宫慕久施压。正当双方谈判陷入僵局时，一名中国商人主动找到巴富尔，愿意出租其房屋给巴富尔作领事馆用。巴富尔马上就租下了这座有52间房的老宅。
事已至此，宫慕久也只好以此处不扰民为由奏报朝廷，朝廷予以默认。
谈判持续两年，每亩租金仅1500文
巴富尔在上海安身后不久，就发布通告，宣布上海于1843年11月17日正式开埠。不久，11家洋行拥入上海滩。英国传教士、医生、领事馆人员等也纷至沓来。与此同时，从国内各地赶来的冒险家、暴发户、买办、金融家、商人甚至帮会流氓等各色人等也汇集于此。
由于上海普通百姓之前很少看到过洋人，每当看到洋人成群结队招摇过市时，百姓们都不免好奇。洋人们吃饭、穿衣、喝茶甚至走路等一举一动都有路人围观。同时，一些洋人仗着清廷软弱，到处滋事，因此华洋之间纠纷和摩擦不断。一次，一位基督教徒因为非作歹被拘捕，巴富尔为迫使清政府放人竟威胁出动军舰，事情最后以宫慕久放人并道歉收场。
事后，巴富尔又不失时机地来拜会宫慕久：“道台大人，我们之间的很多不愉快都是因为我们没有一块自己的居住地。我看中了县城外黄浦江边的那块荒滩，不知大人能不能卖给我们作居住用。”巴富尔想买下整片土地，然后再分租转让给侨民。
听罢巴富尔的建议，宫慕久摆了摆手：“按照大清律例，土地是不能卖给你们的。但是租给你们是可以的。”
其实，宫慕久也有这样的想法。为避免纠纷，他几天前曾向两江总督璧昌和江苏巡抚孙善宝建议：给洋人一块地，实行华洋分居。但是两人既没有说同意，也没有说不同意，而是把上海地方对外交涉全权交给宫慕久一个人办理，让他自己定夺。明知是上司有意推脱责任，宫慕久也不得不接过这个烫手山芋。
在其后的两年间，巴富尔与宫慕久为租地进行了时断时续的谈判，最后双方就租地范围、租地手续、外侨应遵守事项等达成谅解。1845年11月29日，宫慕久公布了《上海土地章程》23款。这个被视为上海租界“根本大法”的章程划定了租界界址：南至洋泾浜（今延安东路）、北至李家场（今北京东路）、东至黄浦江、西至界路（今河南中路，1846年确定），面积约830亩，每亩年租金1500文。章程的出台标志着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租界——英租界的出现。
租界建在“棚户区”，最初由清政府管理
在早期英租界，领土主权、土地管辖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等还归清政府掌管。
不久，住在上海城内的外国侨民陆续迁入租界。为防止华洋纠纷，巴富尔与宫慕久协商后还规定，租界内不准中国居民居住。到了后来，规定更加苛刻，华人只被允许白天进入租界做买卖，晚上必须回城，就连洋人雇的华人佣人也不得与主人同住。那时租界里的人口也很少，据记载，在租界出现两年后，外侨人数也仅有134人。租界里的生活设施也不健全，建筑基本上是一片“棚户区”。
英租界当局乘局势动荡之际，逐渐夺取了对租界内华人的司法管辖权，独揽了租界内一切诉讼案件。此后，英租界当局多次单方面修改《上海土地章程》，权力不断扩大。租界逐渐发展成为集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警务权、军事权于一体，中国政府无权制约的“国中之国”。在租界内，华人备受洋人凌辱，洋巡捕甚至拿中国人当活靶子，练习射击。娼妓、赌博，贩卖毒品和人口等成了受租界当局保护的公开行当，租界成为了“罪恶”的代名词。
继英租界后，法国、美国等国也争先恐后地在中国设立租界。到1902年奥匈帝国在天津开辟租界为止，列强已先后在中国建立了27个租界，仅天津一地就有八处之多。直到1943年，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才通过谈判收回了租界，结束了这段长达百年的屈辱历史。
（摘自《时代邮刊》 追忆/文2014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