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应“供需两侧”协同发力
　　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党组书记肖林近日在《解放日报》上撰文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是，促进经济高效可持续增长，通过市场驱动和政府推动的有机结合，实现资源要素有效供给、质量提升和高效配置。而从内涵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分解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个纬度：
　　“供给侧”是指着眼于供给端和生产端的管理和制度建设，即对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资源要素的投入方式、投入结构、企业生产成本等方面的管理，以及对促进资源要素有效供给、质量提升、高效配置的市场机制和制度的建设。
　　“结构性”是指结构的优化调整，即立足于资源要素有效配置和供需有效匹配，促进生产结构、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区域结构等系列结构性问题化解，进一步释放错配资源的内在价值，有效提升资源要素的配置效率，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改革”是对原有制度改革和新制度的构建，即为了确保资源要素有效供给和高效配置，促进结构优化调整，对原来束缚资源要素供给、市场配置功能以及结构优化调整的制度进行改革创新，构建有助于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制度保障。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中长期的制度构建，也强调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因此，需要“供需两侧”同时发力、有效协同，通过有效的需求侧管理，实现经济增长的适度扩张，确保经济运行、就业环境的总体稳定，从而保障和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入。
我国转基因生物产业面临巨大挑战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万建民日前表示，转基因生物种业已成为新的全球经济增长点，深刻影响着世界农业的发展格局。我国的转基因生物产业面临着巨大挑战。
　　首先，知识产权保护能力仍有欠缺。“我国从事转基因生物研究的主要力量仍然集中在大学和科研院所，大部分人以发表论文为第一需求，很多基因还没有申请专利，论文就发表了。”万建民认为，科研人员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亟待加强。
　　第二，核心技术尚需完善。在转基因生物技术领域，我国的原始创新能力不足，规模化应用程度较低，缺乏有研发能力的大型公司。
　　第三，基础研究薄弱，与育种应用结合不够紧密。万建民建议，从事技术研发领域的科学家应有一部分向育种方向倾斜。
　　最后，生物育种产业化程度低。研究成果与市场需求脱节，研究方向更多的是基于科学家的个人兴趣。此外，新品种选育与产业化脱节，尚未建立起品种选育、种子生产、示范推广、营销一体的产业化体系。“应加强上中下游、产学研用紧密结合，培育生物育种战略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