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三位禁烟大使
近代中国禁烟史上，共有三次具代表性的不吸纸烟运动。第一次不吸纸烟运动由美国新教传教士丁义华（Edward Thwing）于1910年在天津发起。第二次不吸纸烟运动则由曾经担任过刑部侍郎和驻外使节的伍廷芳于1911年在上海发起。最后一次不吸纸烟运动是蒋介石在1934年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的一部分，并获得浙江地方官员的积极支持，在当地蓬勃开展。
那么，这三次不吸纸烟运动的形象大使，是怎么提倡不吸纸烟的呢？
丁义华：大公无私型
健康问题通常是宣传纸烟之害的重点，丁义华的反纸烟言论也不例外。由于丁义华本人不是医生，他在论述吸烟有害健康时不太专业，通常靠引用“权威”资料来支持其观点。例如，他发表在《大公报》上的《医学家之烟毒论》一文，开宗明义就说：“或者未免有人想，我因为自己不抽烟，未免恶之太过，因而说些个恫吓的话，好叫人赞成我的意见，所以兄弟今天不用自己的话，专引几个著名医学家的证言，叫众位知道知道，烟卷到底有甚么害处。”他先引“名医西窪”所做的研究，通过比较耶鲁大学吸纸烟学生和不吸纸烟学生的身体状况，证明吸纸烟会阻碍青年的身体发展。接着，他还引述了“牛约城”（纽约市）、“施嘎勾城”（芝加哥）和“北西大学堂”（西北大学）的医生们的言论，表明吸纸烟会损害大脑、神经系统及心脏，尤其会伤害儿童和青年们正在成长中的身体。
丁义华认为，纸烟和鸦片这些不必要的进口商品是造成“漏卮”（白银外流）的主要原因。因此，他总结：“中国的财政，为什么这么亏啊？中国人为什么这么穷啊？烟卷这一宗东西，就是个顶大的缘故。烟卷儿，就是中国财政上的漏卮。我们必须除去眼前的阻碍，方能登文明的阶梯。”站在宗教和道德立场上反纸烟的丁义华，在华宣传吸烟危害时，将道德主义的反吸烟话语带到了中国。他这样论述吸纸烟“丧德”：
抽烟卷的只求随自己偏辟之好，不管别人爱闻不爱闻，不管别人受害不受害，侵犯别人的利权，以随自己的私欲，这就叫丧公德。烟卷伤身体，害精神，损脑力，坏骨骼，而抽烟卷的，只顾从欲抽烟，不顾己身受苦，可算为丧私德。并且人因抽烟成瘾，贪嗜已深，将家计困难，子女受穷一节，置于脑后，又可为丧心德。此外儿童抽烟成瘾，习为盗贼；学生抽烟成瘾，干犯堂规。总而言之，烟卷丧德之处很大很多，有人用爱国烟为名，其实是害国烟。
伍廷芳：忧国忧民型
伍廷芳于1910年9月在上海创办了慎食卫生会。此处的“卫生”，并非我们现在一般意义上与“清洁”同义的卫生，而是“保卫生命”或者“有益健康”的意思。
1911年6月4日，慎食卫生会组织了一次公开的劝戒纸烟集会。会议的发言人都是上海进步社会精英中的重要成员，如伍廷芳、上海商团主席李平书、中国红十字会的创办人和副会长沈敦和、上海总商会主席陈润夫等。在这次公开的劝戒纸烟集会中，有大约40位积极分子被推举为新成立的劝戒纸烟会的职员。
劝戒纸烟会将他们的工作重点放在宣传上。成员提议“一面分布印刷品，一面须于通衢大道广贴画片附以说明”，这样就能向普通民众，尤其是那些不识字的人传播不吸纸烟的观念。他们还自己出资重印由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编辑和出版的《中国与纸烟》，将它作为不吸纸烟运动的宣传材料。
为了向老百姓传播信息和主张，劝戒纸烟会的宣传需要一个平台。发展迅猛的上海报业，为这场运动提供了传播纸烟有害观念的公共媒介。在1911年6、7月间，密集的反纸烟宣传以歌谣、漫画、小说和评论的形式出现在上海的主要报纸《申报》和《时报》上，从卫生、经济、道德和日常生活等各个角度告诉读者吸纸烟的危害。
在开展不吸纸烟运动时，召开集会是形成公共舆论和进行社会动员的常用方法，劝戒纸烟会和其他赞同戒吸纸烟的社团都经常使用这个方法。例如，南市商学会组织的一次集会，“广劝不吸烟草以厚国民经济”。已有的市民组织，如同业公会、同乡会甚至宗族组织等，也通过召开集会的方式参与了不吸纸烟运动。
蒋介石：以身作则型
蒋介石不喜欢吸纸烟，他戒除一切可能使人上瘾的东西，甚至是茶。
蒋介石试图通过教导普通民众过一种“新生活”来实现恢复“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理想。按照蒋介石的说法，日常生活的四个主要方面，即食衣住行，代表了普通民众道德和知识的程度——换言之，“一个人或一国国民的精神、思想、智识、道德，统统可以从基本生活的样法表现出来”。他认为，改善普通民众道德和知识的第一步，应该是让他们戒除日常生活中那些野蛮落后的习惯，如随地吐痰小便、居住环境肮脏、不清扫房间的角落或床下的地面等，换而采取一种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规矩、清洁的“新生活”。
因此，蒋介石在发起新生活运动的讲话中，表现了反对吸纸烟的强烈情绪，与其说他是针对吸纸烟这个实实在在的行为本身，不如说是针对吸纸烟的象征意义——一种使人上瘾的堕落行为。蒋介石并没有详细说明吸纸烟为什么是错的，他只是直白地陈述了他的道德判断，并以此为例证来显示他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有资格以其道德权威来影响社会习俗。
（摘自《近代中国的不吸纸烟运动研究》 刘文楠/著）
那么，这三次不吸纸烟运动的形象大使，是怎么提倡不吸纸烟的呢？
丁义华：大公无私型
健康问题通常是宣传纸烟之害的重点，丁义华的反纸烟言论也不例外。由于丁义华本人不是医生，他在论述吸烟有害健康时不太专业，通常靠引用“权威”资料来支持其观点。例如，他发表在《大公报》上的《医学家之烟毒论》一文，开宗明义就说：“或者未免有人想，我因为自己不抽烟，未免恶之太过，因而说些个恫吓的话，好叫人赞成我的意见，所以兄弟今天不用自己的话，专引几个著名医学家的证言，叫众位知道知道，烟卷到底有甚么害处。”他先引“名医西窪”所做的研究，通过比较耶鲁大学吸纸烟学生和不吸纸烟学生的身体状况，证明吸纸烟会阻碍青年的身体发展。接着，他还引述了“牛约城”（纽约市）、“施嘎勾城”（芝加哥）和“北西大学堂”（西北大学）的医生们的言论，表明吸纸烟会损害大脑、神经系统及心脏，尤其会伤害儿童和青年们正在成长中的身体。
丁义华认为，纸烟和鸦片这些不必要的进口商品是造成“漏卮”（白银外流）的主要原因。因此，他总结：“中国的财政，为什么这么亏啊？中国人为什么这么穷啊？烟卷这一宗东西，就是个顶大的缘故。烟卷儿，就是中国财政上的漏卮。我们必须除去眼前的阻碍，方能登文明的阶梯。”站在宗教和道德立场上反纸烟的丁义华，在华宣传吸烟危害时，将道德主义的反吸烟话语带到了中国。他这样论述吸纸烟“丧德”：
抽烟卷的只求随自己偏辟之好，不管别人爱闻不爱闻，不管别人受害不受害，侵犯别人的利权，以随自己的私欲，这就叫丧公德。烟卷伤身体，害精神，损脑力，坏骨骼，而抽烟卷的，只顾从欲抽烟，不顾己身受苦，可算为丧私德。并且人因抽烟成瘾，贪嗜已深，将家计困难，子女受穷一节，置于脑后，又可为丧心德。此外儿童抽烟成瘾，习为盗贼；学生抽烟成瘾，干犯堂规。总而言之，烟卷丧德之处很大很多，有人用爱国烟为名，其实是害国烟。
伍廷芳：忧国忧民型
伍廷芳于1910年9月在上海创办了慎食卫生会。此处的“卫生”，并非我们现在一般意义上与“清洁”同义的卫生，而是“保卫生命”或者“有益健康”的意思。
1911年6月4日，慎食卫生会组织了一次公开的劝戒纸烟集会。会议的发言人都是上海进步社会精英中的重要成员，如伍廷芳、上海商团主席李平书、中国红十字会的创办人和副会长沈敦和、上海总商会主席陈润夫等。在这次公开的劝戒纸烟集会中，有大约40位积极分子被推举为新成立的劝戒纸烟会的职员。
劝戒纸烟会将他们的工作重点放在宣传上。成员提议“一面分布印刷品，一面须于通衢大道广贴画片附以说明”，这样就能向普通民众，尤其是那些不识字的人传播不吸纸烟的观念。他们还自己出资重印由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编辑和出版的《中国与纸烟》，将它作为不吸纸烟运动的宣传材料。
为了向老百姓传播信息和主张，劝戒纸烟会的宣传需要一个平台。发展迅猛的上海报业，为这场运动提供了传播纸烟有害观念的公共媒介。在1911年6、7月间，密集的反纸烟宣传以歌谣、漫画、小说和评论的形式出现在上海的主要报纸《申报》和《时报》上，从卫生、经济、道德和日常生活等各个角度告诉读者吸纸烟的危害。
在开展不吸纸烟运动时，召开集会是形成公共舆论和进行社会动员的常用方法，劝戒纸烟会和其他赞同戒吸纸烟的社团都经常使用这个方法。例如，南市商学会组织的一次集会，“广劝不吸烟草以厚国民经济”。已有的市民组织，如同业公会、同乡会甚至宗族组织等，也通过召开集会的方式参与了不吸纸烟运动。
蒋介石：以身作则型
蒋介石不喜欢吸纸烟，他戒除一切可能使人上瘾的东西，甚至是茶。
蒋介石试图通过教导普通民众过一种“新生活”来实现恢复“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理想。按照蒋介石的说法，日常生活的四个主要方面，即食衣住行，代表了普通民众道德和知识的程度——换言之，“一个人或一国国民的精神、思想、智识、道德，统统可以从基本生活的样法表现出来”。他认为，改善普通民众道德和知识的第一步，应该是让他们戒除日常生活中那些野蛮落后的习惯，如随地吐痰小便、居住环境肮脏、不清扫房间的角落或床下的地面等，换而采取一种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规矩、清洁的“新生活”。
因此，蒋介石在发起新生活运动的讲话中，表现了反对吸纸烟的强烈情绪，与其说他是针对吸纸烟这个实实在在的行为本身，不如说是针对吸纸烟的象征意义——一种使人上瘾的堕落行为。蒋介石并没有详细说明吸纸烟为什么是错的，他只是直白地陈述了他的道德判断，并以此为例证来显示他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有资格以其道德权威来影响社会习俗。
（摘自《近代中国的不吸纸烟运动研究》 刘文楠/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