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种大交换
被番薯土豆和蚯蚓改变的世界史
在美国作家查尔斯·曼恩笔下，种种看似无关的事件，却隐含着紧密的联系。也正是这些事件加速了现代世界的形成。
漂洋过海的番薯
它看上去就像一个冰激凌甜筒。但我走近之后才发现，这个小男孩在吃一块生番薯。他的父亲把顶端撕开来，露出里面橙色的瓤，小男孩一下一下舔着它，番薯没有撕掉外皮的底部正好可以当作把手。
这里是上海西北方大约480公里处的一座农场。在中国农村，番薯经常是生着吃的——这对于像我这样的西方人来说很稀奇。直到这个小男孩跑回去寻求他正在为一行番薯锄草的父亲的庇护，我才注意到我一直在盯着他看。这位父亲对我怒目而视，而我挥手表示歉意。因为我不懂中国话，没办法告诉他，我其实并不是盯着他的儿子，而是盯着孩子手里的番薯。我之所以目不转睛是因为这个番薯是400年来全球范围内所发生的震撼性的变化的象征。
番薯原产于中美洲。西班牙船在16世纪70年代将番薯运到了马尼拉，随后一位中国船的船长瞒着西班牙海关将番薯的藤蔓偷运了出去。他将这种走私来的植物带到了福建。当时中国正在饥馑之中。船长的儿子将番薯介绍给了福建巡抚，后者随后命令农民开始种植番薯。饥馑结束了。其他地区也用番薯来解决其食品问题。
那个中国小孩是怎么得到番薯的呢？答案是哥伦布。科学家们将哥伦布看成是无意间开启全球范围内爆炸性生物交换的人。在他建立了东西两半球的联系之后，数以千种的动植物物种在大陆之间往来不绝。历史学家称其为“哥伦布大交换”，它就是意大利有番茄、美国有橙子、爱尔兰有马铃薯、泰国有辣椒——以及中国有番薯的原因。
番薯，和另一种美洲迁入物种玉米一样，的确帮助中国走出了灾荒。但是它们也引发了另一次灾难。传统的中国农业主要关注水稻，这种作物必须在湿润的河谷地带才能生长。番薯和玉米可以在中国干旱的高地上生长。于是，农民砍掉了高地上的森林。结果就是灾难性的水土流失。淤泥填塞了长江和黄河，引发了导致数以百万人丧生的大洪水。
土豆VS蒸汽机，哪个更伟大？
18世纪60年代，农业经济学家亚瑟·扬游历英格兰东部时看到了一个即将进入新时代的农业世界。这位细心的经济学家记录下农民的劳作方法和收成规模。根据他的数据，英格兰东部的1英亩小麦、大麦或燕麦田，年均产量在1300磅至1500磅之间。与此相比，1英亩土豆的产量超过了25000磅，大约是前者的18倍。亚瑟·扬相信，种植土豆可以帮助英格兰的穷人。“希望所有推广这些块根的人们，都能够全力推行此事。”他宣称，土豆“怎么推广都不过分”。
土豆没有代替谷物，而是成了它的补充。以往，农民每年让一半种谷物的土地休耕，以养护地力并去除杂草。后来，农民在休耕地上种植土豆对付杂草。因为土豆如此高产，以食物热量的标准来衡量，其最实际的结果就是令欧洲的食品供给增加了一倍。“在西欧的历史上，第一次发现一个解决食品问题的决定性方案。”比利时历史学家克里斯·万登布罗埃克总结道。土豆（当然还有玉米）变成了欧洲大部分地区一日三餐不可或缺的食物。在土豆种植国，常常发生的饥荒几乎消失了，一条长达2000英里的种植带从西边的爱尔兰一直延伸到了东边俄罗斯的乌拉尔山脉。土豆的到来终于使这片大陆能够为自己供应正餐了。
除了提高农业总产量，土豆更重要的好处是使得产量更稳定。在种植马铃薯之前，夏天一般是挨饿的季节，贮存的粮食在秋收之前不断减少。成熟期只有3个月的土豆，可以在4月种下去然后在缺粮的七八月收获。
在亚瑟·扬之后数年，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同样注意到了这些土豆。爱尔兰人除了土豆没有什么可吃，却依然能够保持身体健康，这令亚当·斯密印象深刻：“伦敦的车夫、脚夫和煤炭搬运工……他们之中绝大部分是靠这种植物根维生的爱尔兰最底层民众。”
斯密由此引出了一条逻辑结论：如果土豆能够“像稻米国家的稻米一样，成为人们最普通、最欢迎的植物性食品，”他写道，“同样数量的耕地将会养活多得多的人口。”斯密由此满怀信心地得出结论：“人口将会增加。”
蚯蚓带来的大改变
约翰·罗尔夫（John Rolfe）很可能要为蠕虫的出现负责。
准确来说，是蚯蚓，但在1492年之前的美洲却从未存在过。罗尔夫是英国在美洲成功建立的第一个殖民点詹姆斯敦的殖民者。许多历史发烧友都深知，罗尔夫是詹姆斯敦成功建立背后的重要力量。但蚯蚓却暗示了罗尔夫的第三个角色，或许是更重要的角色：尽管出于无意，但罗尔夫促成了美国景观的永久性变革。
和英国许多的年轻潮人一样，罗尔夫也抽烟。1610年来到詹姆斯敦后，罗尔夫拜托一位船长从特立尼达和委内瑞拉给他捎来烟叶种子。6年后，罗尔夫带着妻子和一船烟草返回英格兰。“柔和、甘甜、浓郁”，罗尔夫的朋友拉尔夫·哈默这样描述它，弗吉尼亚运来的烟草轰动一时。
从伦敦来的船纷纷挤在詹姆斯敦的码头，装走了无数桶卷烟叶。每一桶通常有4英尺高，底部直径2.5英尺，重达半吨以上。为了平衡重量，水手们不得不抛掉石头、沙砾和泥土等压舱物——为了运回弗吉尼亚的烟草，他们扔下了从英国带来的泥土。
被抛下的泥土中，就藏有蚯蚓。直到19世纪，这类蠕虫还被认为是农业害虫。查尔斯·达尔文是最早了解它们价值的人之一。在弗吉尼亚这样的温带地区，蚯蚓每10年或20年就能将地表1英尺的土壤彻底翻动一次；这些微小的生态工程师，重塑了整片大地。“很难说，”达尔文写道，“是否还有其他动物也像这些低组织化的生物一样，为世界历史做出了如此重大的贡献。”
现在已经很难追查这些外来动物进入北美的准确路径了。但肯定的是，在欧洲人到来之前，今日美国的新英格兰地区和中西部北侧是没有蚯蚓的，它们在最近一次冰河期灭绝了。
（摘自《1493：物种大交换开创的世界史》 查尔斯·曼恩/著）
漂洋过海的番薯
它看上去就像一个冰激凌甜筒。但我走近之后才发现，这个小男孩在吃一块生番薯。他的父亲把顶端撕开来，露出里面橙色的瓤，小男孩一下一下舔着它，番薯没有撕掉外皮的底部正好可以当作把手。
这里是上海西北方大约480公里处的一座农场。在中国农村，番薯经常是生着吃的——这对于像我这样的西方人来说很稀奇。直到这个小男孩跑回去寻求他正在为一行番薯锄草的父亲的庇护，我才注意到我一直在盯着他看。这位父亲对我怒目而视，而我挥手表示歉意。因为我不懂中国话，没办法告诉他，我其实并不是盯着他的儿子，而是盯着孩子手里的番薯。我之所以目不转睛是因为这个番薯是400年来全球范围内所发生的震撼性的变化的象征。
番薯原产于中美洲。西班牙船在16世纪70年代将番薯运到了马尼拉，随后一位中国船的船长瞒着西班牙海关将番薯的藤蔓偷运了出去。他将这种走私来的植物带到了福建。当时中国正在饥馑之中。船长的儿子将番薯介绍给了福建巡抚，后者随后命令农民开始种植番薯。饥馑结束了。其他地区也用番薯来解决其食品问题。
那个中国小孩是怎么得到番薯的呢？答案是哥伦布。科学家们将哥伦布看成是无意间开启全球范围内爆炸性生物交换的人。在他建立了东西两半球的联系之后，数以千种的动植物物种在大陆之间往来不绝。历史学家称其为“哥伦布大交换”，它就是意大利有番茄、美国有橙子、爱尔兰有马铃薯、泰国有辣椒——以及中国有番薯的原因。
番薯，和另一种美洲迁入物种玉米一样，的确帮助中国走出了灾荒。但是它们也引发了另一次灾难。传统的中国农业主要关注水稻，这种作物必须在湿润的河谷地带才能生长。番薯和玉米可以在中国干旱的高地上生长。于是，农民砍掉了高地上的森林。结果就是灾难性的水土流失。淤泥填塞了长江和黄河，引发了导致数以百万人丧生的大洪水。
土豆VS蒸汽机，哪个更伟大？
18世纪60年代，农业经济学家亚瑟·扬游历英格兰东部时看到了一个即将进入新时代的农业世界。这位细心的经济学家记录下农民的劳作方法和收成规模。根据他的数据，英格兰东部的1英亩小麦、大麦或燕麦田，年均产量在1300磅至1500磅之间。与此相比，1英亩土豆的产量超过了25000磅，大约是前者的18倍。亚瑟·扬相信，种植土豆可以帮助英格兰的穷人。“希望所有推广这些块根的人们，都能够全力推行此事。”他宣称，土豆“怎么推广都不过分”。
土豆没有代替谷物，而是成了它的补充。以往，农民每年让一半种谷物的土地休耕，以养护地力并去除杂草。后来，农民在休耕地上种植土豆对付杂草。因为土豆如此高产，以食物热量的标准来衡量，其最实际的结果就是令欧洲的食品供给增加了一倍。“在西欧的历史上，第一次发现一个解决食品问题的决定性方案。”比利时历史学家克里斯·万登布罗埃克总结道。土豆（当然还有玉米）变成了欧洲大部分地区一日三餐不可或缺的食物。在土豆种植国，常常发生的饥荒几乎消失了，一条长达2000英里的种植带从西边的爱尔兰一直延伸到了东边俄罗斯的乌拉尔山脉。土豆的到来终于使这片大陆能够为自己供应正餐了。
除了提高农业总产量，土豆更重要的好处是使得产量更稳定。在种植马铃薯之前，夏天一般是挨饿的季节，贮存的粮食在秋收之前不断减少。成熟期只有3个月的土豆，可以在4月种下去然后在缺粮的七八月收获。
在亚瑟·扬之后数年，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同样注意到了这些土豆。爱尔兰人除了土豆没有什么可吃，却依然能够保持身体健康，这令亚当·斯密印象深刻：“伦敦的车夫、脚夫和煤炭搬运工……他们之中绝大部分是靠这种植物根维生的爱尔兰最底层民众。”
斯密由此引出了一条逻辑结论：如果土豆能够“像稻米国家的稻米一样，成为人们最普通、最欢迎的植物性食品，”他写道，“同样数量的耕地将会养活多得多的人口。”斯密由此满怀信心地得出结论：“人口将会增加。”
蚯蚓带来的大改变
约翰·罗尔夫（John Rolfe）很可能要为蠕虫的出现负责。
准确来说，是蚯蚓，但在1492年之前的美洲却从未存在过。罗尔夫是英国在美洲成功建立的第一个殖民点詹姆斯敦的殖民者。许多历史发烧友都深知，罗尔夫是詹姆斯敦成功建立背后的重要力量。但蚯蚓却暗示了罗尔夫的第三个角色，或许是更重要的角色：尽管出于无意，但罗尔夫促成了美国景观的永久性变革。
和英国许多的年轻潮人一样，罗尔夫也抽烟。1610年来到詹姆斯敦后，罗尔夫拜托一位船长从特立尼达和委内瑞拉给他捎来烟叶种子。6年后，罗尔夫带着妻子和一船烟草返回英格兰。“柔和、甘甜、浓郁”，罗尔夫的朋友拉尔夫·哈默这样描述它，弗吉尼亚运来的烟草轰动一时。
从伦敦来的船纷纷挤在詹姆斯敦的码头，装走了无数桶卷烟叶。每一桶通常有4英尺高，底部直径2.5英尺，重达半吨以上。为了平衡重量，水手们不得不抛掉石头、沙砾和泥土等压舱物——为了运回弗吉尼亚的烟草，他们扔下了从英国带来的泥土。
被抛下的泥土中，就藏有蚯蚓。直到19世纪，这类蠕虫还被认为是农业害虫。查尔斯·达尔文是最早了解它们价值的人之一。在弗吉尼亚这样的温带地区，蚯蚓每10年或20年就能将地表1英尺的土壤彻底翻动一次；这些微小的生态工程师，重塑了整片大地。“很难说，”达尔文写道，“是否还有其他动物也像这些低组织化的生物一样，为世界历史做出了如此重大的贡献。”
现在已经很难追查这些外来动物进入北美的准确路径了。但肯定的是，在欧洲人到来之前，今日美国的新英格兰地区和中西部北侧是没有蚯蚓的，它们在最近一次冰河期灭绝了。
（摘自《1493：物种大交换开创的世界史》 查尔斯·曼恩/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