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俞廷尚 裘云峰
　　夏日的越丰村，花儿艳、蝉儿鸣，鲜花与绿树相拥，一排排小洋房整齐镶嵌其中，好似一个大花园；老年活动中心里，老人们歇夏休闲，交谈正欢；办事大厅中，工作人员正忙着帮村民办事……一派和谐美丽的景象。
　　这是乡村治理新理念结出的硕果。这里，被不少人称为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发源地，是浙江乃至全国乡村治理的样板。7月9日，本报“习近平‘三农’思想学访之旅”采编小分队来到桐乡市越丰村，探寻习近平“三农”思想和乡村治理理念在这里的探索与实践。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说到“三治”，桐乡市高桥街道越丰村党委书记沈春雷如数家珍，甚是自豪。“当习总书记在报告中提到‘三治’时，收看十九大开幕会电视直播的村民们热烈鼓掌，大家很振奋、很激动。这既是为习总书记鼓掌，也是为我们自己鼓掌。”
　　乡村治，则百姓安。早在2013年，越丰村就开始探索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结合的乡村治理模式。而撬动越丰村主动探索创新的，则是村干部最烦最怕的拆迁工作。
　　“三改一拆”“五水共治”和高铁桐乡站建设、乡村公路建设等的开展，为越丰村发展带来了新机遇，同时也引出了不少矛盾和纠纷，治村急需有效抓手和平台。
　　在上级的支持下，越丰村探索推出了百姓参政团、道德评判团、百事服务团3个基层治理平台。百姓参政团，让村民在房屋拆迁、村庄建设等重大问题上有了知情权、参与权、建议权，形成“大事一起干”的良性机制；道德评判团，利用评判团成员在村里的威望和个人道德品格，以理服人，强化道德约束力和道德引领，形成“好坏大家判”的民间氛围；百事服务团，发动有一技之长的村民，搭建便民利民服务平台，为村民解决日常小问题，调动民众自治积极性，形成“事事有人管”的互助局面，以服务赢民心，促和谐。
　　道德评判团成员徐元明说，以前村民都爱在房前屋后搭个棚子堆放杂物，搬进新区房子后仍难改传统习惯。“请道德评判团成员出马，协助村委会做村民思想工作，效果还不错。真的要上‘黑’榜，村民自己也感到难为情，基本上都能按要求改好。”
　　高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朱岳明认为，“三治融合”充分调动了老百姓参与村庄事务管理的主动性、积极性，在某些方面比行政命令更加管用、更加有效。
　　当“三治”被写进十九大报告后，越丰村的“三治”经验备受瞩目。今年3月，中央农办原主任韩俊（现任农业农村部党组副书记、中央农办副主任）来到越丰村实地考察调研，对他们的“三治融合”做法给予了高度肯定。深受鼓舞的沈春雷，想得更多的是如何继续深化“三治融合”、做好示范。
　　如今，越丰村抓住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机遇，对原来的“三团”模式进行提升，进一步发挥乡贤、能人、法律人士的作用，强化村民自治与政府管理、社会治理有机结合，构建了“一约、两会、三团”的乡村治理模式升级版。一约，就是村规民约；两会，为百姓议事会和乡贤参事会；三团，即百事服务团、法律服务团、道德评判团。“两会三团”的牵头人基本都是党员，由党员来带头开展工作，确保各项工作都在党的领导下开展。
　　“乡村振兴要尊重广大农民意愿，激发广大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习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指示精神，是我们做好乡村治理工作的指南针。”沈春雷说，设立百姓议事会、乡贤参事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为了激发村民参与村庄治理的主动性、积极性，实现大家的事大家一起来办。
　　在朱岳明看来，“越丰模式”既是对“枫桥经验”的继承和发展，更是习近平“三农”思想在基层的生动实践。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研究员高小平调研后认为，该模式发挥了社会自治组织的作用，能调动各方积极性，促使社会治理的重心下移。浙大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郁建兴则认为，该模式是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成果，具有可复制性，为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提供了样本。
　　“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以法治定纷止争、以德治春风化雨、以自治内消矛盾”，这些治村经验，让越丰村实现了5年来信访事件与行政诉讼案件零发生，矛盾纠纷零上交。一个和谐美丽、治理有效的生活环境，大大提升了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