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央发布《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列举了官员问责的七种适用情形，以及问责的从重、从轻条款和问责的程序。不过，专家指出仍有许多地方有待改进。
　　“目前分歧和意见比较大的是如何落实，其中最关键的又是如何确定责任大小。”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伟说，问责并非越重越好，“出事后，舆论觉得撤职官员的级别越高就越痛快，实际上问题不那么简单。我们已看到省长、部长被问责，但其中有这样的问题：由于我们的行政管理层级设置，省长部长往往很难过问那些具体事务。”王伟认为，行政问责急需解决的是，如何确定官员应该承担的责任。“官员复出应该更加严格，但不要绝对化地说不准他再做官。”无论问责还是复出，都应当以民意为标准。专家指出，目前的《暂行规定》“仍然是自上而下的路径，而没有形成自下而上的监督”。
　　一位基层组织部长表示，从制度设计分析，如没有第三方的客观评价，问责制存在流于形式的可能。比如，一些重大的捂不住的公共事件相关领导易被问责，而日常工作中违规失职造成损失难被问责；一些被媒体曝光的问题常被问责，没有形成舆论热点的则不会被问责。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2009年第30期 舒泰峰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