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向前进，票子向后退
　　解放战争进行到1949年，大势已定。共产党控制地区的经济形势却很不乐观。
　　从1月起，物价连续上涨。
　　进入新解放区的野战军，无法像过去那样得到根据地的直接物资补给，中央只好用发行货币来支撑部队。时任中财委副主任的薄一波后来回忆说，当时最为严重的情况是收支脱节：收入的大头是公粮，都掌握在地方手里，其他税收也有一大半由地方掌控。但是野战军“吃皇粮”，由中央支付，“收在下面，支在上面，中央的日子就过不去了。发行钞票主要是中央有亏空。”
　　到7月底，人民币发行总额达到2800亿元，是1948年底的15倍，且多集中在大城市。
　　1949年4月，中央两次致电东北局，要求陈云速到中央主持经济工作。5月陈云到北平筹备一个全国性的财经领导机构：中央财经经济委员会。
上海暂时是个包袱
　　1949年夏天，邓小平从上海回京。他向中央汇报说，上海“煤粮两荒。工厂原料缺，运输贵，开厂难，学校多，税收少，开支大，被迫大发行。提出厂校及人员疏散，向各解放区求援”。陈云随后致电东北财经委副主任李富春，除了向上海运输粮食，还要准备接收一部分上海工厂学校。
　　就在陈云到达上海前一个月，投机商操纵上海银元价格暴涨，带动物价上行。随后又转向大米、棉纱等物资领域，导致上海7月物价比6月上涨1倍，并波及北平、天津，致使两地物价一个月内上涨3倍以上。
　　7月，由华东、华中、华北、东北、西北五大解放区财经负责人参加的财经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这也是所有共产党控制的地区，第一次坐在一起商讨财经对策。由各大区承担粮棉调拨任务，共同帮助上海恢复生产——从老解放区调棉花，从北方调煤，从上海周边和四川调大米。
　　陈云提出，上海是个好地方，但暂时是个包袱，要从全局、全国看问题，把支援战争放在第一位。
小困难服从大困难
　　由统一调拨粮棉解决上海问题，会议的中心转移到了全国形势上。
　　会上主要研究了三个问题：统一财政收支，统一金融管理，统一重要物资调拨。当时对于统一财经，认识并不相同。有的负责人认为统得太早，有的则认为根本不可能。陈云解释说，实行财经工作统一管理确是提早了，但是困难并不算大，“我们不应因为统一管理工作方面的小困难，而造成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大困难。”
　　上海财经会议最后估算了1950年的财政收支情况，着手统一全国财经。陈云提出，第一，统一税目、税率，加强统一征管；第二，建立统一的人民币发行库，进一步掌握货币发行权；第三，建立粮食公司、纱布公司等，统一购销。他特别提到，各地区对原属野战军的支援物资，一般要由中央统一调度。
　　之后，投机分子开始集中攻击纱布，上海爆发了“棉纱风波”，但中财委按计划调拨物资，一战而胜，1950年春节，又打赢了“米粮之战”。
　　集中调拨解决了军队的供应问题，加之1950年战争收尾，物资需求减缓，新中国的经济终于走上正轨。
　　1950年3月，当时的政务院在北京召开首届全国财政会议，进一步明确统一全国财经。根据这个要求，成立全国编制委员会、颁布各级军政机关编制和待遇标准，政府机关及军队不得自行添招人员。
　　至此，自1911年来，广阔的中国大地，第一次实现了全国货币的统一。过去近40年间中国地方割据的经济基础，被彻底清除。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 山旭/文 2009年8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