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B2版:文摘

“声音是不一样的,但最后奏出来的是一支和平曲”

中联部前官员揭秘1984年勃兰特访华背后

  1984年5月28日晚,应中国共产党之邀,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勃兰特率领该党高级代表团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这是勃兰特首次踏上中国的土地。
  车队向钓鱼台国宾馆驶去。按照惯例,客人们应先到住处安顿,第二天再开始安排的日程。但出人意料的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已经等候在钓鱼台国宾馆,迎接客人的到来。这不在勃兰特代表团看到的日程安排之内,让他们十分意外和惊喜。“邀请勃兰特访问,是党的对外战略思想转变的一个表现。”当时担任联邦德国驻华大使修德、中联部部长的钱李仁回忆说。
  1981年9月,中联部成立了一个民间组织——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以期有助于进一步打开党际交往的大门。李一氓任会长。不久,在中国驻联邦德国使馆任职的吴兴唐收到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的来信,让他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物色愿意跟中共展开交流的对象。吴兴唐找到了同德国社民党有密切联系的政治基金会——艾伯特基金会。之后,情况不断演变。勃兰特当选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后,发生了新的变化。
  当1981年吴兴唐拜访老朋友、艾伯特基金会国际部长班格特时,双方一拍即合,首先安排了德国社民党主席团成员哈尔斯滕贝格的访华。访问非常成功。
  开了这个好头后,德方又提出了社民党另一位重要领导成员巴尔的访华意向。巴尔是勃兰特的亲信,也是“新东方政策”的设计者。经过考虑,中共决定由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出面,邀请巴尔访华。
  “探究中国对维护世界和平的真实看法,是不是真的愿意跟社会党接触,这是巴尔来访的主要目的。”钱李仁说。
  1982年8月25日,巴尔应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之邀,访问中国。
  据吴兴唐回忆,当时国务委员姬鹏飞生病,由哪位领导来接见巴尔,成了一个问题。中联部请示胡耀邦时,胡耀邦干脆地说,那我见吧。
  会见时,胡耀邦对巴尔说,我们虽然有意识形态的分歧,但有个大基础,都祈望和平。就像一个交响乐团,你是小提琴,我是大提琴,声音是不一样的,但最后奏出来的是一支和平的曲子。
  活跃,真诚,坦率,与他印象中的共产党人不一样——巴尔后来对吴兴唐这样称赞胡耀邦。
  后来被称为“小基辛格”的巴尔对此行非常满意,他说,这次来华实际上已经开始了两党之间的对话,回国后要向党的主席团建议继续这种对话。
  随即,中共向勃兰特发出了正式的访华邀请,勃兰特欣然接受。
  中共十分重视勃兰特的这次来访。由于胡耀邦在对外交往工作中向来重视要充分说理,力戒空话套话,为此中联部专门向中央写报告,建议请胡耀邦在接待勃兰特时发表一篇带有一定理论色彩的演讲,阐明中共对于和平的立场和自身的对外政策。报告经中央批准后,胡耀邦欣然同意。
  1984年5月28日晚,勃兰特率代表团抵达北京。当晚,胡耀邦超出常规礼节,在钓鱼台国宾馆迎候他们。勃兰特的代表团成员中,除了巴尔,还有另外一位社民党主席团成员于尔根·维什涅夫斯基。维什涅夫斯基异常高大壮实。勃兰特向胡耀邦介绍他时,说他魁梧得像一头大象。胡耀邦立刻接过话头说:“西方有句话,两只大象打架,踩坏了草地(暗喻美苏争霸)。”维什涅夫斯基连忙为自己辩解:“我不是大象。”勃兰特和胡耀邦相继表态,德国、中国也不是大象。勃兰特再说:“法国也不是大象。”胡耀邦开玩笑地说:“法国要是大象的话,它也不会踩坏草地,会谈恋爱吧。”双方在轻快的氛围里,巧妙透露了自己对于和平问题的理念和立场。
  在第二天的晚宴上,胡耀邦作了题为《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谋求相互了解和合作》的演讲,提出:“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归根到底,应当由各国人民自己来选择,分歧和差异不应当成为谋求这种合作的障碍。……为了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我们之间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谋求相互了解与合作,应当成为开拓新的关系的唯一现实的抉择”。
  这是中共首次明确提出“超越意识形态”的思想,这不仅使勃兰特表示得到“很大的鼓舞”,也大大加快了中共此后与其他社民党建立合作关系的步伐。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杨敏/文2011年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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