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征夫
　　前不久，发生在几地的灌装假茅台、假货皮具城等遭到媒体密集曝光。其大背景就是，互联网带来的信息便利，为传统制售假犯罪提供了更多隐蔽作案、分工流窜的条件。互联网时代制售假犯罪的隐蔽手段层出不穷，产业链分离，供应链的传统渠道与互联网渠道相互交叉，尤其是愈来愈多的假货跨国境、跨平台流窜的现象，给打击制售假犯罪提出了巨大挑战。
　　但是，假货的源头不在线上，而是在线下，基本集中在全国多地的区域性、行业性、领域性假货带上。而且他们的分工越发细致，反侦察和隐蔽能力不断增强。
　　一些制售假分子已开始向微信朋友圈、微商等多个社交平台及某些电商平台转移；另一些制假分子甚至搭建了海外网站，通过国外社交平台引流售假。跨国境、跨平台销售假货成为越来越常见的隐蔽手段，给制售假犯罪的治理和打击造成诸多困难。
　　刑法关于假冒注册商标罪的规定，定罪量刑的标准均是以非法经营额或违法所得为唯一的依据。但是，“唯数额论”对跨平台、跨国境售假的取证、认证是很困难的。而社交平台售假的监管滞后，也造成定罪量刑难，线上线下供应渠道多，则带来刑事电子证据认定难。
　　另外，制售假入刑门槛高，导致制售假犯罪成本低，累犯、再犯现象凸显。现行刑法对假冒注册商标罪、生产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规定的最高的法定刑档为3-7年，这一法定刑档从1997年沿用至今。其间，随着经济发展，制售假犯罪的收益随之增加，但本法条未曾修改。立法滞后，制假售假犯罪收益远高于犯罪成本，自然容易造成制售假犯罪的累犯、再犯。
　　基于此，建议加大对假货源头的治理，降低制售假入刑门槛，推动制假行为直接入刑；同时，加大对制假售假行为的刑罚力度，提高制售假犯罪的法定刑，并加大对制售假人员的经济惩罚，以形成对制假售假更有力的震慑。
来源：《新京报》